潘政麟:Z世代的怒吼全球连线

近年来,全球多地年轻人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街头抗争。这股力量的核心是被称为Z世代的年轻族群:他们在经济放缓、就业受限与高等教育普及带来的学历贬值中长大,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与上升管道的阻塞;同时,又在资讯爆炸与社群连结中,养成极高的动员效率与议题敏感度。当经济红利不再、分配失衡加剧,政府却被指涉入贪腐、裙带与失能,累积的不满便迅速转化为集体行动。Z世代的怒吼,不只是对薪资、学贷和房租的焦躁,更是对政治正当性和社会契约的追问。

以秘鲁为例,首都利马街头的对峙与催泪瓦斯,折射出对犯罪猖獗与治理失效的积怨。示威群众高举《海贼王》的海盗旗,将次文化符号转译为反腐、反专断的政治标志,为运动赋予具体而鲜明的情绪语汇。这面旗帜曾在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的示威场景中出现,象征不同社会处境下的共同诉求:要安全、要尊严、要公平的机会。当检察体系本身亦卷入风暴,法律秩序的象征难以再稳定情绪,街头便成为迫使体制回应的最后手段。

尼泊尔的抗议更直接指向言论空间:政府封锁多个社群平台,引爆由青年领导的大规模动员。社群媒体既是学习、就业与创作的基础设施,也是青年公共对话的主场;对它下手,等同于切断新世代自我表达与集结的神经。更触目惊心的是伤亡与实弹指控,将秩序与自由的辩证推向尖锐。运动中“X二代”(Nepo Baby)/二世祖/太子爷等口号的流行,点名结构性特权如何固化阶层:精英享受资源与护航,年轻人则被迫在内卷与外流之间抉择。当不平等以炫耀性消费影像在社群上循环,愤怒便以倍速扩散。

在菲律宾,防洪工程贪污风暴,将气候灾害、公共支出与政治伦理紧紧绑在一起。巨额损失的数字与政坛震荡,让“我的税金去哪了”成为街头的共鸣。政府即使表态理解民怨,呼吁和平,也难以消弭群众对问责与追偿的期待。当极端天气频仍、都市治理压力加剧,公共工程的每一分钱更显关键;失信一次,便可能导致长期的合法性折价。

印尼的案例显示导火线—共情事件—结构矛盾的典型传播链:国会自涨补贴激起初波不满,年轻外送骑手遭镇暴车辗毙的悲剧,成为共情焦点,使愤怒跨越社群同温层,进入更广泛的阶层。此后,长期积累的制度性问题——转型民主的碎片化治理、分赃与低效率,与民生感受的断裂——一并涌现。短期的政策回撤与秩序维持,固然能降温部分场面,但若无法触及公平分配与机会创造,抗争的周期性回潮仍在可预见之中。

Z世代抗议呈现三个共同面向

综观上述四地,Z世代抗议呈现三个共同面向。第一,经济结构性停滞与不确定性,压缩了青年对未来的想象;相对剥夺感与机会不均,成为情绪动能的基础。第二,贪腐与裙带叙事具有高度传播性,它能直观解释为何资源流向他者;当权贵炫富影像与社会苦难形成强烈对比时,道德愤怒更易被点燃。第三,数码基础设施既是动员工具亦是象征战场:从海盗旗到Nepo Baby,符号政治与迷因语言迅速凝聚共识,跨语境传播,使运动具有跨国连结的视觉与话语一致性。

面对这股世代力量,政府若只以治安框架回应,往往事倍功半。较具建设性的路径至少包括:其一,建立高可信度的反贪机制,从揭露利益冲突、标案透明到独立调查与实质问责,让清廉可验证成为制度资产;其二,以青年为中心,设计就业与技能升级政策,扩大带动高附加价值职缺的产业投资,并降低创业与转职的制度摩擦;其三,将社群平台视为公共对话场域,以精准治理取代一刀切封锁:针对诈欺与仇恨,有准绳、有救济,对批评与监督则保留最大空间;其四,在灾害治理与公共工程上,建立公开资料—市民监测—独立审计的三角架构,让每一笔支出可追踪、可比较、可质疑。

对社会运动本身而言,如何避免情绪外溢成无差别破坏、维持非暴力纪律,并提出可实施的阶段性诉求,是争取更广泛社会支持的关键。Z世代擅长叙事与动员,但要将怒吼转化为政策与制度,仍需跨世代的结盟与组织化的耐心。当海盗旗在街头猎猎作响,它诉说的不只是反抗,更是对共同航线的渴望:一条能带来公平竞争、可信政府与尊严生活的航线。

最终,Z世代的抗争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全球治理在后成长时代所面临的压力测试。经济增速放缓,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危机;真正决定走向的,是制度是否能在不确定中提供确定感、在分配冲突中维系正义。在这场跨国对话里,年轻人的声音已经足够响亮,现在轮到体制给出更有诚意的回应了。

作者是清华大学的马来西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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