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60周年之际，回看新加坡议会民主体制的演变，别具反思与参考意义。因为这一体制既有议会选举的共性，也有体制演变的独特性。60年来，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如今迈入第四代领导，仍然傲立在第一世界前沿。事实说明，在当今世界政治史上，我们既是与众不同的案例，也是思考新加坡未来的立足点。
剖析新加坡政治体制演变，就会发现关键在于从一开始就做对两件事：在建设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以实现良政善治的同时，也创导务实建设性的政党政治繁衍。
回看历史就会发现，正是在人民行动党政府所持的政治理念，即强调精英治国的思维框架下，得以实现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权。与此同时，行动党也为铺设一条务实建设性的政党政治路线，进行规范与引导，也就是认可、鼓励在野党和从政者，必须基于新加坡的特殊国情，推进议会民主进程。在过程中，又不遗余力地打击、限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政治言行。
尽管在体制的设计上有过争议，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政治人物，展现不同视角与政治倡议，历史的沉淀却有力地推动着两者互为作用，由此开启新加坡现代政党政治的不同篇章。
应当说，作为这一政治模式的最大贡献者，是行动党的李光耀和工人党的刘程强。前者于2011年功成身退，后者也在2018年交棒。
承前启后：政党政治的演变
2011年的大选，标志着政党政治迈向新阶段。一方面，行动党虽保有执政优势，但不得不面对日益强大的在野党的竞争；另一方面，工人党因在阿裕尼集选区胜选，而为政途开启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此后，政党轮替的政治命题被确立起来。问题只在于，这种政党轮替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实现。长期执政的行动党，不得不思考与在野党应当如何推进这一议程。
检视这些年来政治生态的演变，朝野基本上还沿着务实建设性的政党政治路径前进。值得关注的是朝野不对等的竞争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政治生态的发展，不可避免受到历史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出于在野党自身定位，即只强调监督与制衡。
2020年大选后，基于工人党势力的扩张，也是阿裕尼集选区议员的党秘书长毕丹星被委任为国会反对党领袖。政府并提供30多万元的运作款项，反映执政党思维的演进。
2025年的大选，工人党成为国会唯一的在野党，赢得12个议席（包括两个非选区议员）。在一份公开民调中，行动党和工人党的可信赖度皆为39%。
新加坡展现可持续性的关键，就是它的前瞻性战略规划与强有力的执行力。行动党政府为了政治体制发展的可持续性，每一代领导立足于特殊国情的需要，都采取不同程度的改革与优化。对于上述的最新发展态势，今年9月的总统施政方针演说辩论，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长王乙康因此指出，今后工人党应提出自己的国策主张，作为国会辩论的重点。
毕丹星以该党并没有筹组替代政府的意愿与能力为由，党主席林瑞莲则以所能获得的信息不足，均予以回拒。
这凸显朝野对可持续建设性政党政治，存在极大的认知与定位分歧。
建设性政党政治应未雨绸缪
如果说，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提过，15年到20年间，行动党还能保持政权，之后就很难说了，由此推算，所剩下的时间并不多。换个角度看，如今工人党所具有的议政能力与可信度前所未有。就国家体制发展需要而言，工人党并不能停留在监督与制衡的论政阶段。况且，它在2011年大选就提出第一世界国家、第一世界国会的目标，如今更没有理由不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勇于为务实建设性政党政治，承担更大的责任。
检视几十年来议会民主体制下的政党政治，一个不容忽视的动态发展，就是互联网导致政治观点碎片化和分裂的加剧与对立。这也是全球民粹主义政治泛滥的催化剂。作为可信赖的在野党，为减低与预防这股歪风的冲击与影响，把朝野论政的焦点提升到国家政策维度，显然是未雨绸缪，体现勇于担当与负责任的从政者风范。反之，只求安于现状，便有沦为“尾巴主义”政党（编按：马列术语，指放弃领导，甘做落后分子的尾巴）的风险。
至于在野党面对信息不透明与不足的处境，即使这在客观上难免造成一定程度的困难，但对于一个从1990年代起，就在刘程强领导下遵循务实建设性政党政治的工人党来说，并非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格局决定结局。当然，起步与突破的困难确实是有的。边做边学，这是新加坡成功的起点。
今天，新加坡能成为国内外从政者的关注焦点，是它与众不同的政治路径选择与坚持的结果。从政者不仅应当明晰为何能走到今天，更要懂得如何才能走到今天。过去的成功虽不能保证未来，但没有及时到位的战略研判、定位与谋划，政党政治就只能追着变化找对策。这既不是新加坡的路径选择，也不应是朝野政党的自我要求。
（作者是独立政治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