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一周的国会，不乏议员参与施政方针辩论时，从记忆中的童年生活，来说明孕育自己成长的家庭、求学和社区环境，如何造就他们的价值观、身份认同和社交网络。
议员从这些记忆中的成长经历出发，肯定亲人和社区扮演的角色，也希望能为年长者、为孩子和为所居住的地方，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马林百列—布莱德岭集选区议员陈佩玲在国会发起的动议“图书馆的未来”所提出的关注，不只是图书馆因应社会需求变化所扮演的角色，也提到她负责的区内芽笼东公共图书馆的拆迁，给居民造成的影响和失落。在这变迁中，关闭和迁移一家社区图书馆，涉及的不只是实体建筑的搬迁，也是对居民和使用者深具意义的记忆的流失。
当芽笼东图书馆将被拆除，于2030年搬入翻新后的丹戎加东大厦的消息传出后，有人于四个月前在网上发起请愿行动，希望官方能重新考虑搬迁图书馆的决定，保留这座具有30多年历史的独栋图书馆。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在国会回应时透露，芽笼东图书馆的访客量自2015年至2024年，从每年67万人次滑落至47万人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希望图书馆搬迁有助访客量回升。官方曾考虑让芽笼东图书馆留在原址翻新，但成本会比搬迁到丹戎加东大厦高出约2200万元。
用客观数据支持决定，虽在理性上难以驳斥，但情感上却可能难以获得认同。对此，请愿发起者质疑：衡量图书馆的价值，岂能仅仅看人流量？
虽然这次图书馆搬迁的回响，不如1999年政府决定拆除红砖国家图书馆的消息传出时引起广泛热议，然而，在政府与基层日益注重社区精神建设的当下，关于社区空间存续的探讨，还是有它的意义。
要如何衡量图书馆的价值，在这个知识唾手可得的数码化时代，已经不能单看它扮演的原始角色了。陈佩玲提出的动议，重点之一是放在图书馆与社区的联结。对居民来说，这座建筑不仅仅是麦波申地区的一个实体地标，更是他们集体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官方也强调在搬迁或原地翻新图书馆时，不会轻率决定，但最终会根据如何最好地服务访客，让更多人接触图书馆的服务与刊物，来做决定。
图书馆面临的拆除与变迁问题，是在新加坡这个寸土如金的城市中，如何为记忆和文化遗产腾出空间的固有难题。《联合早报》本期的实况报道，探讨独栋图书馆拆迁、图书馆未来走向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和发展学院哲学与AI学科讲师沈耀发受访时指出，居民对于图书馆拆迁的不满，并非源于对建筑本身的失去，而是源于对它所代表的那些无形却无价的联结的漠视。“这些记忆和联系对人们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它们似乎未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和珍视。”
在留住芽笼东图书馆的请愿中，发起者感到生气，是因为搬迁这个“重大决定”没有正式公布，也未征求居民意见，忽视图书馆对他们的意义。请愿上网后，图管局的代表两个月前安排一次与居民的对话，解释关闭的原因，也让居民有机会发表意见。
今年迈入30年的图管局，正重新构想数码时代图书馆应有的形态，在图书馆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基础上，继续支持国人在数码时代的阅读、学习和探索需求。像搬迁图书馆这种涉及情感割舍的计划，官方不妨多重视与热心居民的沟通，甚至让他们也参与新馆部分元素的设计，即便最终建筑无法保留，至少也能让那些珍贵记忆得以在新的空间中延续。
（作者是《联合早报》本地新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