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府和学术评论界常用的宏观概念是百年变局、东升西降，指的是全球正经历一场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国际格局、文化等多层面的结构性调整。但与此同时，伴随讨论的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大国盛衰的分析。当中，多本重量级的论著，包括今年6月出版，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桥水基金创办人雷·戴利奥（Ray Dalio）的《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经典大作《大国的兴衰：15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以及哈佛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和他去年的《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些著作不仅引领这股“兴衰研究”热潮，对于中国当前的处境研判和应策建议，亦极具参考价值。
戴利奥在书的首页用英文亲笔写道：“致我的中国朋友：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你们应对当下这个有趣的时代提供帮助。”书的核心是他提出的“大债务周期”概念，即信贷（债务）的创造既刺激经济增长，也会在未来埋下隐患。当债务增长持续快于收入增长时，这个周期就变得不可持续，最终必须通过一系列去杠杆化过程来重置系统。
大债务周期分六个阶段，描绘一个国家从繁荣到萧条，再到重建的循环。书中引用不少案例，包括刚逐步走出泡沫经济的日本：第一：早期阶段，即债务增长与收入增长或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信贷被用于生产性投资，以产生足够的回报来偿还债务；第二：泡沫阶段，这是周期的关键转折点，由于过去的成功，人们变得过度乐观，开始大量借债，信贷不再用于生产，而是用于购买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形成泡沫；第三：泡沫破裂阶段，即债务负担变得过于沉重，收入无法覆盖还本付息的压力。债务人陷入困境，开始抛售资产以偿还债务，导致资产价格下跌，形成通缩性债务螺旋；第四：去杠杆化阶段，这是周期中最痛苦的阶段。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传统的货币政策如降息失效，无法进一步刺激借贷。为解决危机，政府和央行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去杠杆，包括财政紧缩、债务违约／重组、债务货币化／印钞和财富再分配。
戴利奥指出，这些去杠杆措施的落实，关键在于平衡，像日本即通过足够的印钞来抵消通缩性债务螺旋，再辅以其他政策如降息和改革，避免引发恶性通胀。这不就像今天中国的经济？地产泡沫破裂以来，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以至银行新信贷，同步下降。
大债务周期的第五阶段，私人和企业的巨额债务使货币政策一样无效，央行印的钱大量涌入金融体系，但与此同时，银行不愿放贷，企业和个人不愿借贷，经济复苏缓慢；第六是正常化阶段：即经过成功的去杠杆化，债务与收入比例下降，经济开始恢复增长。
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出版于1987年，瞬间成为经典，对应我们今天面对的处境，或许有助于认识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焦虑和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举措，引发人们对中国处境和应策的反思。肯尼迪的核心论点是：“大国的兴衰与相对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国力，尤其是它维持长期大国地位的能力，取决于经济基础与军事承诺之间的平衡。”
书中指出，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从长远来看，很可能导致国力减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
明乎此，我们也许更能明白特朗普上任后多项举措的主要动机，即通过对进口货品加征关税以应对国内的双赤，以及要求同盟国增加国防开支，以减低美国负担。
对于泡沫破裂后的中国，当前面对严重失业、出口和整体经济表现陷于低潮，再致力大幅增加军事开支，特别是建立一支全球最大的海军舰队，再考虑到庞大的人员开支、维修费用，这是否最佳时机？肯尼迪书中的宏大历史叙事，又可提供怎样的启迪？
从“陷入”到“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的《注定一战》核心是探讨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危险模式，即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一个现存守成大国时，双方极易走向冲突甚至战争。艾利森将这种现象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这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崛起中的雅典使斯巴达产生恐惧，使得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纵观今天的中美关系，特别是这次北京阅兵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冲突，所发出的信息是，无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特朗普，都誓言要以各自的方法，让自已的国家“再次强大”。因此，迎面而来的贸易战、科技封锁，或海上冲突，都是可能导致战争的星星之火。
《注定一战》成书于2017年，2024年由中国国务院原参事，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以对谈方式，让艾利森对最新发展发表看法，然后集结成《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信出版集团）一书。在书中，艾利森强调：“按目前的发展趋势，未来数十年美中之间不仅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目前认为的要大得多。”艾利森进一步强调，“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不是一个必然结果，而是一个须要双方共同奋力争取的目标。
事实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探讨要成就大国崛起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普遍共识是具备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领先的国际秩序塑造力；显著的人类文明引领力。这些不可偏废，亦应以此综合性维度权衡崛起的努力。
作者曾长期供职国际政府组织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