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式的《冷战与南洋：我的新闻人生》是有“传奇报人”之称的陈加昌（1931年至2023年）遗作，由台北季风带文化出版。享年92岁的陈加昌是土生土长新加坡人，9月7日星期天本书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发布时，发言与出席者大都是本地华文新闻界同行，很多是笔者在《联合早报》时的前同事。讲谈中，大家又忆起陈加昌在跑柬越战争新闻时，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曾致函委托这位记者帮忙调停联系工作。传奇报人70年的记者生涯，可说是岛国新加坡的共同记忆。
报人林凤英在《编者的话》中忆述，陈老在暮年时已完成聚焦美苏冷战时期的回忆录手稿，身体越来越衰弱无法举笔时，由写作人邹璐记录整理他的自序。2023年2月，季风带文化创办人林韦地医生（他也是接手经营新加坡草根书室的“三林”之一）与陈老会面后，决定为他出版这本回忆录，不想作者在当年的6月21日撒手人寰。
本书由手稿到打字、输入电脑，内容的查对与核实，牵涉浩瀚的工程。会上，陈老的女公子陈丽芬致词时说，报界与文史界朋友与父亲的交往，从出外茶叙到最后的登门探访，络绎不绝，“各位听到父亲的故事，肯定比我听到的多”。早报前同事刘培芳则在会上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期，她是《南洋商报》派往采访柬越战争的记者，由陈加昌牵线，开拓许多采访渠道，抢过对手《星洲日报》不少的独家新闻，因此视陈加昌为恩师。
会上的踊跃交流，撩起七旬晋八年华的笔者若干个人回忆。依稀记得陈加昌和我的结缘，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交往记录是他在1981年题赠的大作《越南——麻烦的邻居》和次年的《学日本·看日本——日本第一的虚虚实实》。那时我在英文《海峡时报》供职，采访线多在文史哲，两本热情相赠的作品，应该是对第二本感兴趣较多。
时光一晃就是21世纪，尽管早报前同事余云等忆述，那是2005年万隆会议50周年，报界向当年新加坡三位记者之一陈加昌追溯现场实况，开启一阵与陈老茶叙的热潮，但笔者与陈加昌的接触，却仍处在历时将近30年的静默中。
蹊跷的是，到了2011年10月，突然接到加昌兄送来刚出版的得意杰作《越南——我在现场》，并题以“庄永康先生指正 我们见证过激荡的岁月”字样。由于截至1975年战争结束，本人并没有见证越战现场的记忆，所以谦虚地表示此书受之有愧。陈老于是解释，当年跟我打交道，是因我在一个外国新闻社任职，或可沟通“双方”的信息。其实，当时本人任职机构，主要功能在于跟新加坡打外交，毫无战场情报可言。
加昌兄给我的印象，是公教中学一位学长，因此对他毕恭毕敬。但读《我的新闻人生》一书，晓得他从公教中学中途辍学，加入《中兴日报》那年是1948年，也就是鄙人呱呱坠地的一年，始知我们并不真正属于同一世代。
对追求历史真相的执着
再者，加昌兄加入甚具规模的泛亚社之前，是在往往须要排队领取5元薪水的《中兴》《益世》等报工作，当记者纯粹为了一探现场实况的热忱。本人加入新闻社、报馆、广播机构，都只是为稻粱谋，托赖几十年来没少领一天薪水，抱负实在是谈不上的。
要说我跟加昌兄有些什么能够砥砺共勉之处，就是彼此对历史真相都有执着的追求。他在2018年3月9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发表《<郭鹤年自传>有两处待商榷》一文，恢复我和他较为密切的交流。尤其有待“商榷”的是书中说“日本侵华后，越来越多人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表示反感，他们压制百姓，不抗日却反过来与日本人合作……” ，简直颠倒黑白。当时我用电邮给加昌兄发送若干独立学者的海外资料，说明抗日战争的主力确实是坚忍不拔的蒋委员长。
就在我发电邮的第二天，即2018年3月13日，陈加昌拄了拐杖，邀我到小坡国家图书馆楼下作一茶叙，并送来一本出版于2015年9月的巨著《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当时，他已87岁高龄。与我从网上传送的寥寥数文相比，《李》书的分量可说重如泰山。对于当时我在《早报星期天》经营的“康庄道”专栏，《李》书的帮助极为丰富实锤。或许也出于一种投桃报李，我在2019年9月1日的“康庄道”写下《烽火中的“文艺座谈会”》一文，以日侵时期重庆与延安平行发展的事态，解说陈加昌提出的到底谁是抗战主力的议题。
不过跟加昌兄的交往中，却有一件事令我耿耿于怀，那就是忽略传奇报人一生中的汉字都是用手写的。鄙人弹指间便一挥而就的中文打字，给了他很大压力。加昌兄给我致送最后一则电邮应该是在2022年2月2日：“永康兄。向您拜个晚年。我找不出再适当的语言表达對您的guilty……原谅我不常用电邮。祝 虎年康健 万事如意。多写文章。加昌拜。”
一个一个字“写”出这句子，恐怕比在枪林弹雨中的现场手记采访还难上百倍！加昌兄，求您原谅的应该是我，请接受我谦卑的自责，祝您在白云霭霭绿水悠悠的天国永享安宁。
作者是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