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诚:从街头暴力到政治谋杀
——美国极化的深层代价

近日,美国社会接连遭遇两起让人震惊的事件:乌克兰女难民伊琳娜在轻轨上被累犯刺杀;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保守派意见领袖查理·柯克在公开活动中遭远程枪击身亡。

表面看来,这是两桩毫不相干的案件,但细究之下,却构成同一幅图景的两面:一个是司法制度失灵导致的街头暴力;一个是政治极化酿成的定向暗杀。

伊琳娜的故事本应是一段逃离战火、重建生活的叙事。她从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来到美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日子虽然清贫,却依旧对未来怀有憧憬。然而,她在下班回家的轻轨上遭到无法预料的残暴。凶手布朗有多达14项犯罪记录,却因“无现金保释”政策而屡屡重获自由。这个为了减少种族歧视而设计的制度,却让高危累犯继续在社会游荡。司法的“宽容”在此刻转化为社会安全的巨大裂口,伊琳娜正是因此成为牺牲品。

然而,真正让美国政坛震动的,是柯克的死亡。柯克并非传统政客,没有公职或实权,却在舆论场拥有巨大动员力。他以犀利的演讲风格见长,敢于在大学校园与自由派公开辩论,社交媒体上也拥有数百万追随者。几天前,他还曾公开批评伊琳娜案背后的制度缺陷,直言这是“政治纵容暴力的结果”。不久之后,他就倒在枪口之下。这一巧合注定会被赋予高度政治化的意义。

柯克的遇害,迅速被保守派塑造成一场“殉道”。有人甚至称他是“右派的马丁·路德·金”。这一比喻并非夸张。1968年马丁遇刺,引发全美大规模骚乱,也推动民权运动的道德合法性。马丁之死,让运动从边缘走向核心,因为“流血”赋予他无可取代的象征力量。保守派长期缺乏这样的“殉道者”,他们有媒体人、有智库学者、有宗教领袖,却始终没有人以生命承担运动代价。柯克的死亡,或许正填补这一空缺。

从政治学角度看,殉道者往往是极化社会的催化剂。殉道者的意义不仅在于生命的消逝,更在于叙事资源的诞生。它让一方可以把复杂的制度问题浓缩为一个清晰的象征。在历史上,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右翼领袖卡尔沃·索特罗遭暗杀,成为压垮局势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的美国是否会走向类似轨迹,关键就在于柯克之死会否成为右派全面动员的契机。

可以预见的是,柯克的遇害将带来三方面的深远影响。首先,它为保守派提供新的道德高度。在长期的文化战争中,保守派往往被主流媒体描绘成守旧、排外的一方,他们的诉求缺乏正当性。如今,他们终于可以说:“我们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种叙事力量,不是辩论或选票能够替代的。

其次,它可能推动保守派进一步激进化。过去几年,保守派虽然言辞尖锐,但整体上仍在制度框架内运作。然而,当柯克之死被视为“血债”时,温和声音将被迅速边缘化,更激进的路线可能获得拥趸。

第三,它加剧制度的信任危机。无论是伊琳娜的遇害,还是柯克的被枪击,都让公众感到司法与政治体系无法保护普通人的生命安全。如果制度被视为只保护特定身份者,无法普遍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与安全,它的合法性将不可避免地动摇。

美国的未来走向,取决于能否在保障权利与维护秩序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如果司法改革继续强调“减少羁押”,却无视高危人群的威胁;如果媒体继续选择性报道,用政治正确掩盖真相,类似的悲剧必然重演。更危险的是,每一次悲剧都可能被政治化,成为新的燃料,把分裂推向无法逆转的深渊。

伊琳娜的死,提醒人们制度失衡让最脆弱者承担代价;柯克的死,则揭示极化政治正在制造新的“殉道者”。“殉道者”往往预示着历史的转折点。美国究竟会在动荡中走向更深的撕裂,还是在痛苦中重建信任,将决定它未来10年的政治命运。

作者是马来西亚数据工程师、前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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