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晚上，我出席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的谢师宴。谢师宴主要是向华文教师和曾经用华文华语教导不同学科的教师表达谢意，感谢他们逆向而行、紧随前人种树挖井的脚步，为下一代的文化之树护根浇水。
我受惠于种树者挖井人，也经历华文教育由盛转衰的年代。
身为一名华校生和历史工作者，我自然关心华校的发展和华文教育的演变。回溯往昔，新加坡华校的历史至少150年，而且发展到1950年代中，已具备从幼稚园至大学的完整体系，傲视中国域外的华人社会，引领东南亚的华文教育。然而，也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它迅速由盛转衰而终归消亡，转化历程不超过30年，仅占整个华校历史约五分之一时段。这种急速变化，对正在迎接新加坡独立、投入国家建设的华校生和从事华文教育者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
我在1990年代初翻阅之前多年的报章资料（《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回顾华文教育戏剧性的转变，径直闯入关心母语教育人士和华校生的内心世界。那些年，阅读华文报的新闻报道、社论、言论、演说辞等，都可感受到愤概、战斗、忧心、无奈和焦虑的情绪。
他们愤慨，不满先辈多代辛勤经营的华文教育事业，竟然断送在自己这一代，视华校“一所一所地倒闭”如同华人“慢性地消灭自己的文化”。他们曾在1960年代中期为母语教育战斗，结合商、教和传媒三者的力量，发起促进母语教育运动，但无奈形势比人强，最终只落得螳臂当车，徒劳无功。他们忧心，认同时任总理李光耀对失根后果的描述：当敌军入侵时，“我们既没有深根，也没有历史、又没有传统，通常本能的反应，是只求个人的生存——以恭顺，或者至少是表面的恭顺，自我低贬，自我埋没，来求个人的生存”。
他们很无奈，1987年华校关闭了，只能把希望放在第二语文身上，但它竟不值“一文”，已降至“二文”。他们焦虑，预测往后的发展趋势将是华文普及（主要是口语），但水平却直线下跌（尤其是书写），担心最终导致文化的断层，而华族一旦抽空内在的支撑力量，势必如同断了根的树，逐渐枯萎衰败。
身为一名在华中初级学院执教19年的教师（教导历史和语文），我深深体会在华校濒临消亡的时刻，一大群原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教师，身心备受重挫，既背负时代的创痛，也承受着个人的磨难。他们之中，或几番挣扎后成功转以英语英文教学，或舍弃专长改教转为第二语文的华文，一小部分则黯然离去。
即便如此，许多华校出身的教师，不敢忘却前人在风雨里和干旱中如何为华教园地辛勤地耕耘、播种、灌溉和施肥，自己多年接受母语教育，已养成一种坚毅的性格和一份护根的执念。于是，在那段伤痕岁月里，人们经常听闻华文教师（和曾用华语文教学的教师）迎难向上、爱护学生的感人故事。
时至今日，时代烙印已淡化，感人故事已远去。就在庆祝新加坡建国60周年的当儿，一个有根的机构——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谢师宴，鼓励学生邀请和接送曾经教导他们，让他们终身受益的华文教师和曾经用华文华语教导不同学科的教师出席。主办者用心良苦，不仅仅是为了抚慰师心、报答师恩，肯定师长的付出、发扬饮水思源的价值观，也为了提醒人们护根的重要，文化传承的意义。他们精心策划、用心筹办，最终以多元又活泼的方式，呈献一场热闹而又温馨的盛宴。
主办者制作校园时光机，诉说几位逆流而上的教师，如何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并与学生建立深厚情谊的故事，为谢师宴添加人文色彩。主办者也刊登《谢师宴特辑》，内容包括华教历史的变迁、转型期教师的表现和20多年来杰出华文教师的获奖，凸显谢师宴的历史感、延续性和未来期许。
当晚，除了主角，还有两组嘉宾引人注目。一是主办者与其他组织联办“第28届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邀请约200名历届杰出教师奖得主参加晚宴。这种“感恩”与“嘉奖”的安排，具有接棒、传承的深意。一是国家总理和多位部长受邀出席，并分散在不同餐桌上。我不清楚主办者的想法，但个人认为，在岛国处处政治的环境里，让相对年轻的国家领导人聆听这段种树、扎根、护根的故事，感受种树人和护根者的受挫与期盼，不失为一次难得的碰撞。
谢师宴的特辑以“回望历史感念前人，文教路上后继有人”为题。我喜欢，但心知路漫长且崎岖。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