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能力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实力之一。文化输出需要领军人，需要图腾。
很多人像我一样，直到蔡澜去世，才注意到他生于新加坡。可他实在不像新加坡人，他一辈子写了几百本书，只有寥寥数篇提到新加坡，他年幼生长的地方，一个遥远的意象。他是众人皆知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蔡澜的一生是快乐纵欲的一生，紧紧抓住人的两大基本生理欲望——饮食、男女。倘若不是那么会写文章，他这人可能会显得有些油腻不正经。
但他与新加坡的社会价值观似乎非常格格不入，大可以给他扣上一个不懂融入的帽子。他自己在20多岁就去了香港，并在电视采访中声称香港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城市。这让我想到一位来自香港的老先生在新加坡抱怨不自由。香港则是自由的代名词：可以自由地抽烟喝酒，自由地拍三级片，也可以自由地加班到深夜，自由地剥削穷人。
新加坡的社会文化相当克制。有人抽烟，但是抽的时间地点让你察觉不到。喜欢喝酒的人远少于其他国家，很多地方10点半就没有酒卖，甚至超市也会在10点左右，用大喇叭一本正经地提醒大家，酒精饮料要在10点半以前结账，不然就无法购买。国家领导人会在重要场合，将不炫耀财富和成功作为融入新加坡的例子。甚至接待外国元首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世界首富，新加坡人为他们安排的行程里，也去了没有冷气的小贩中心品尝本地美食。在这个物欲主义横行的时代，新加坡是少有的可以保持全民适度禁欲的发达国度。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新教教义中的禁欲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勤勉、节俭、冷静和审慎——乃是商业繁荣的最可靠保障。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化精神，多赚钱仅从幸福主义角度来看是不必要的。有时为了赚钱，你须要节制节俭，须要放弃眼下的享乐，甚至放弃很长一段时间，把盈余用来再投资，创造更大的财富。
放纵不是自由，纵欲反而可能使人沦为物质的奴隶。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加坡的“禁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娱乐至死的社会风潮导向。
然而，我们一方面批评蔡澜的私生活，一方面很多人内心都暗暗羡慕他的自由无束——没有家庭、工作环境或是社会世俗的束缚。他在一个宽容的家庭、理想的工作环境中长大，继承父亲的才气和事业轨迹，周边的人给予他不少的重要机会，几乎一路顺风地走完一生。最值得羡慕的，是他把各种爱好做成职业，坚持一辈子，并且大放光彩。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默默的结束。
蔡澜与文化输出
尽管新世纪的人类更加享乐主义，但没有人像他，把所有的享乐都变成赚钱工具。蔡澜最大的贡献是用文字、影像记录和保存美食文化，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华人文化。
同样是文化熔炉，如果说新加坡比香港缺失一点什么，恐怕就是缺少文化输出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今天香港在世界华人文化中的影响力是非常显著的，虽然只是弹丸之地，但可以与一些亚洲国家相提并论，无论是电影、文学或是艺术领域，都可圈可点。新加坡则相反，最大特点反而是没有文化个性，可以包容一切但又不改变一切。说到新加坡给世界的印象，每个国家的人都知道来到这里就要守规矩。
蔡澜说自己最早是在新加坡的报纸上读金庸，上面每天有大师的连载。那是专栏作家的黄金时代，尽管有电影这种声光媒介，但占领普罗大众的文化主流是报纸文字。作家像电影明星一样风光无两，靠写稿可以年入百万。如今报业在全世界一家家消失，香港作为中文世界的重要文化阵地，也在逐渐失去光彩。
新加坡在华人文化世界里更加声若蚊蝇。新加坡人最大优点是中英文都可以运用，但都只是交流和工作的工具，不是传播文化的武器，甚至少了沉淀下来的深度思考。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88年访问澳大利亚时曾有感而发：“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时值建国60周年，我们对新加坡存续百年越来越有信心。但也不能忽视，文化输出能力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实力之一。文化输出需要领军人，需要图腾。愿新加坡未来能出几个蔡澜这样的文化名人。
作者是本地金融从业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