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心脏科医生阿西姆·马尔霍特拉（Aseem Malhotra）在9月初英国改革党大会上声称：mRNA冠病疫苗“可能与英国王室成员罹癌有关”，并称“疫苗比病毒更危险”。这番言论迅速引爆英国医界与政府部门的强烈谴责，专家纷纷驳斥他缺乏实证，并要求英国医生管理委员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GMC）启动调查。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言论风波，而是一场错误医疗叙事如何在政治加持、名人光环与社群扩散下，侵蚀科学信任的警示案例。当公共卫生与言论自由产生摩擦，当科学失语、名声主导时，我们应该思考：是谁该负责？又该如何止血？
马尔霍特拉的发言之所以引发恐慌，在于包装得近乎天衣无缝。他利用权威医生的身分，加上英国王室成员罹癌的案例，制造出一种“被隐瞒的真相”叙事，对多数人形成强烈的心理说服力。在短影音与群组转传中，这类叙事比任何复杂科学数据都更容易直达人心。
问题是，这些话听起来像可能是真的，事实上却没有任何证据。英国多位病理与免疫学者已明确指出：目前没有任何实证显示疫苗会导致癌症。癌症的形成常具潜伏性与多因性，难以简单归因。将疫苗接种时间点与多年后的癌症发生连结，是典型的“时间倒错”与“事后归因谬误”（post hoc fallacy）。
这场言论风波对医疗体系造成连锁反应。许多基层医生发现，民众对疫苗的疑虑再度升高，门诊中出现大量询问“是否会致癌”的病患。有些人甚至因此推迟接种、拒打加强针，或转向来路不明的保健品与自然疗法。一方面是民众信任崩解，另一方面是医生花更多时间解释根本不存在的风险，导致实际风险如心肌炎反而被忽视。
更糟的是，这些虚假言论也干扰原本稳定运作的药害通报与风险沟通机制。
公共卫生系统原先可依靠的“接种—监测—更新”循环，被迫投入大量资源去“拆弹”，分散真正风险管理的注意力与效率。马尔霍特拉声称只是提出质疑，但作为执业医生，他的言论影响不仅止于个人声誉，而可能直接危及民众健康。许多专业团体已呼吁GMC对他进行纪律调查，但舆论场上也不乏支持他“勇敢说出真相”的人，强调这是言论自由的展现。
然而，医生的言论自由，是否可以凌驾于公共安全与专业责任之上？当错误讯息带来实际伤害，该如何介入、又该由谁介入，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在面对的两难。这不是封口与开放的对立，而是如何在资讯自由与专业规范中找出平衡点。
这场争议源自政党大会，使整体叙事从一开始就染上政治色彩。媒体与社群平台在报道时，更倾向以“王室受害”“政府噤声”“名医爆料”为标题吸睛，导致本应以科学证据为核心的讨论，迅速转变为意识形态攻防。甚至有保健品业者、阴谋论频道趁势二次加工，加入“疫苗改写DNA”“疫苗让人变奴隶”等惊悚内容，再度扩大恐惧。
这类错误讯息不只在英语圈爆红，还透过翻译、剪辑、改写的方式，进入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语境，在家族群组、TikTok、YouTube Shorts等平台病毒式扩散。事实查核单位虽努力跟进，但与煽情内容相比，在传播力与触达面上仍居劣势。
马尔霍特拉将焦点导向“疫苗致癌”这一虚构风险，不仅破坏民众的信任，更遮蔽真正须要被理解的风险。mRNA疫苗的已知罕见风险是心肌炎与心包膜炎，绝大多数轻症可逆，且风险主要集中在特定年龄层；冠病病毒本身则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心血管与神经系统后遗症。
如果群众只看到不存在的“致癌恐惧”，而忽略这些可被监测与管理的风险，就会做出错误的健康决定，损失原可挽救的生命与资源。
马尔霍特拉现象所揭示的还有另一深层问题：在个人品牌与社媒时代，当单点声量凌驾于体系性审议之上，循证医学便难以在公共领域维持核心地位。他不仅对疫苗提出无凭无据的质疑，也曾公开质疑他汀类药物（用于降低“坏”胆固醇）的使用、倡导极端饮食法，将复杂的慢性病管理问题，简化为道德叙事或阴谋论，进一步混淆公共卫生议程。
这样的趋势若不加以反制，将使更多专业人士为了流量与声望而脱离实证轨道，让民众无所适从，最终耗损的，是整体社会的健康安全与决策品质。
马尔霍特拉事件提醒我们，公共健康最大的敌人未必是病毒，而是资讯的失控与信任的瓦解。当专业声音被情绪言论盖过、当名人话语取代实证医学、当社媒扩散速度快于查核澄清，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舆论风暴，更是一场长期且结构性的公共信任危机。
这不是英国一国的问题，而是整个资讯时代的共同挑战。面对下次可能更猛烈的医疗谣言浪潮，我们必须从此刻起，建立预警系统、布好心理防线、拉回对机制的信心。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风暴来临时，不再被谣言牵着鼻子走。
作者是台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