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行李箱前，李倩（化名，21岁）小心地将毕业证书、学位证、户口本平铺在最上层，反复确认不会折到。
一个多月前，刚毕业的她拖着全部家当，独自来上海找工作，住进市中心的青年旅社。8月中旬这天，她又把行李一件件收好，准备离开。
下一步怎么走，李倩还来不及细想。她站在八人间门前，匆匆对《联合早报》说：“先回家，再看有没有机会吧。”
这家每晚80元一张床位的青旅里，住着许多像李倩一样从中国各地来到上海的求职者。他们有的在找到工作后搬离，有的长住下来，更多的则像李倩，短暂停留之后，又默默离开。
随着就业压力不断加剧，中国大城市里的青年旅社，渐渐从早年的背包客驿站，变成如今求职者临时落脚的“避风港”，也映照出当代青年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中国年轻人宛若一株株浮萍，被时代的浪潮裹挟，既无根可依，也无岸可靠。
看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小昆（28岁），两年前初入职场时，便开始长住青旅。他的理由很简单，租房至少要“押一付一”，意味着最短也要在一个地方待两个月；而住青旅即使被裁，也能随时拎包就走。
今年7月，小昆从深圳来到上海，成为青旅求职者中的一员。入住当晚，他开始着手修改作品集，为找一份设计师的工作做准备。在花钱用“沪币”的上海，他限定自己每天伙食费不能超过50元。照这个节奏，他手上的“余粮”还能撑半年。
至于能否在半年内找到工作，小昆初次受访时，语气中带着几分笃定：“上海已经是工作机会最多的城市了。如果我这么努力都找不到，那就回家吧，没必要内耗了。”
和10多年前大不相同 青旅气氛从热闹变静默
在34岁的青旅常客阿K眼中，今天的青旅氛围已经和10多年前大不相同。他受访时说，过去住青旅是为了交朋友，住客在一起分享天南地北的趣事；现在入住的求职者多了，住宿条件也升级了，气氛却更静默。
临近上海江苏路的如眠客青年旅社，设有四人、六人、八人间等不同房型。每间约20平米，住户共用一个洗手间和淋浴间。不到两平米的上下铺床位，是他们唯一的私人空间。虽然住的人多，但大家有默契地错开洗漱时间，彼此互不打扰。
公共区域最受欢迎的，是面朝墙壁的一排单人自习座位。每到夜晚，这里就坐满埋头苦干的青年。有的看书学习，有的修改简历，有的准备面试，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任务中，几乎无人交谈。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近10年来不断加剧的就业竞争压力。自中国官方2018年首次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以来，这个数字从最初的10%出头，一路升至2023年创纪录的21.3%。同年12月，官方在统计中剔除在校生后，这一比率才回落至20%以下。
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8月升至18.9%，为调整统计口径以来的最高水平。换句话说，几乎每五名非在校青年中，就有一人处于失业状态。
在五分之一的失业风险面前，就连中国名校生也不敢掉以轻心。就读于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蕾西（20岁），今年暑假住进青旅，开始她大学期间的第三份实习。
学金融的蕾西，实习履历横跨互联网、量化私募、外企，基本涵盖她未来几个主要求职方向。即便如此，她仍不掩饰自己的就业焦虑，用“惨烈、畸形、恐怖”形容当前的就业形势。
蕾西说，身边的大多数同学都处于一种“苟着”的状态，不奢望找到喜欢的工作，“有工作能干就行”。
她也早已明白，热爱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否则只能向现实低头。“三年、五年的职业规划根本不可能，我能确定明年做什么就不错了。”
学者：缺乏社会支持网络 青年陷入“原子化脱嵌”
长期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在经济和就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当代中国青年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年代，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也很难做出长期规划。
他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是一种“结构性现实”。中国青年所面对的困境并非个人能力或选择所致，而是由宏观环境所塑造。然而，由于缺少社会支持网络，他们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应对，不断调整预期、改变行为模式，逐渐陷入一种“原子化脱嵌”的状态。
所谓“脱嵌”（disembedding），指的是个体与其熟悉的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逐渐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和关系网络。
赵力涛说，早年进入大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至少还能从老乡、亲友等熟人社会获得支持，但当下住进青旅的中国青年，往往是在完全陌生的城市中求职，从熟悉的家乡、学校进入陌生社会，经历空间、社会关系和职业路径的多重脱嵌，面临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更大、更复杂。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张执中受访时指出，当前中国年轻人普遍面临学历与就业期望落差不断扩大的现实，其中名校生的相对剥夺感尤其突出。“他们从小一路拼命读书，最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种落差所带来的伤害更大。”
在青旅住了一个月后，小昆8月下旬离开上海，重回深圳。再次受访时，他已经入职深圳一家设计公司，回到了熟悉的岗位。
离开上海前，小昆没有收到任何面试通知，只是独自完成了作品集。说到离开上海的理由，他简短地回复：“上海也挺好的，只是我在那边的朋友比深圳少一些。”
为生存与时间赛跑 为未来寄希望于玄学
在前所未有的迷茫和不确定中，一部分中国青年学会随时为最坏的结果做好准备，仿佛在进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末日生存”。
谈到为此储备了什么技能时，阿昆脱口而出：卖淀粉肠。
这不是他凭空想象，而是亲身实践后得出的结论。在深圳工作时，阿昆就和朋友一起摆摊卖汉堡，忙活一场却发现几乎没有利润。之后他便明白，只需投入200元的烤肠生意（其中100元买烤肠炉，100元进货）才是最优解。
阿昆毫不避讳大学生摆摊，反而认为这是理性的选择：“反正我35岁后，可能很多工作都被人工智能替代了，那么我就试试现在不打工，看能不能把自己养活。”
成长于经济剧烈波动、技术快速变革的年代，这一代年轻人似乎天生就学会了应对潮起潮落。阿昆语气平静，淡淡地说：“潮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另一部分年轻人，则寄希望于玄学。社会学大三学生李雪涵（20岁）从高中起接触八字，如今她身边的同龄人，也越来越多地诉诸玄学，从西方的塔罗、星盘、占卜，到东方的算命上香、紫微斗数、求神拜佛……
李雪涵受访时说，算命给予她一种“相信的力量”。“如果它告诉我未来会好，我就好像有了生活的信念，现在的苦难都可以忍过去。”
在她看来，年轻人愿意相信玄学，与当前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密不可分。“我对未来很迷茫，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需要一些东西给我指引，给我信念。”
认清自我回归本真 青年出现“内在性转向”
李雪涵是今年暑假来到上海，入住青旅的暑期实习生之一。但实习到第三周，她选择了离职。
留着寸头的李雪涵，外表常给人留下叛逆、不好惹的印象。不过，她告诉《联合早报》，辞掉这份大学期间唯一的线下实习，并不是出于冲动或叛逆。
“我对猎头行业已经有所了解，我也学到了上司的思维方式，这就够了……而且，这是我迈入职场前最后一个暑假，我难道不应该休息一下吗？”
“慢下来、等一等”，是李雪涵几次受访过程中，反复提到的关键词。而这背后，是她上大学后为自己重新建构的一套价值体系，核心是从优绩主义的漩涡中抽离出来，看清真实的个人需求，“做一个人格成熟的人”。
她对“人格成熟”的定义是：理性看待世界，接纳自己的情绪，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于社会，而不依托于其他任何身份。
那么养活自己的现实问题如何解决？李雪涵坦言，找到一切符合预期的工作很难，但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并非不可能，“我肯定能活得下去”。
对李雪涵来说，比收入更紧迫的，是精神世界的成长：“我们已经享受到了最充裕的物质生活，我们就是要发展精神的一代。如果我们不去做，再把这个任务挪给下一代，那我们要往哪里走？”
学者：青年想法变了 社会观念也应跟上来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阎云翔，在今年5月出版的新书《再造青年：人类学社会学论集》序言中，将青年关注自己内在生活的特征，描述为“内在性转向”。
他写道，在当代中国社会，青年显然走在了内在性转向的前沿，有着对内心和谐的强烈兴趣和努力追求。“内在性转向提升了青年的自省能力，促使他们反思并挑战来自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赵力涛受访时也指出，新的社会规范、社会价值观出现，往往需要时间。但社会和经济现实变化得更早，青年不得不应对这变化，因此在观念上走在社会的前面。
他说，在理想的状态下，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支持体系应该随之调整。但目前的情况是，年轻人面临的不只是就业难，还有社会期望、父母等多重压力，他们得到的支持却远远不够。
如何让“原子化脱嵌”的中国青年重新嵌入社会？赵力涛认为，年轻人需要的不只是一份好工作，也需要有意义的生活。社会在制度、文化、规范方面，都必须跟进和调整，创造一个让年轻人能够找到意义和归属的空间。
他指出，校友会、同乡会、社会工作机构等都可以发挥作用。跟青旅相比，政府可以通过就业服务、周转住房和成长资源，为年轻人提供更可靠、更长远的空间。
赵力涛也说：“社会价值观变化是迟早的事情。希望未来这种变化不只是有一个固定模式，而是能真正包容多元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