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国庆月期间，反对党议员袁怀绍（Wan Ahmad Fayhsal）提议将莱佛士花（Rafflesia，以殖民者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命名）改为本土名称，引发社会强烈争议。多数马国网民和学者批评提议荒谬，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前教授伊斯梅尔（Ghazally Ismail）更直斥此举令国家蒙羞，认为不应以“去殖民化”名义否定植物学传统。
袁怀绍为此在多个媒体做出回应，强调此举旨在摆脱西方殖民帝国对知识体系的“殖民征服”，以争取“知识自由”。
在马来西亚独立68周年之际，袁怀绍呼吁摆脱殖民幽魂、重掌历史话语权，以构建真正自信的独立国家。他强调“去殖民化并非删除历史，而是恢复尊严、重构叙事平衡、消除使我们智识受困的盲点”，并追求更深层的“认知自主”。
在莱佛士花更名议题上，袁怀绍认为“科学中隐藏殖民帝国，这不仅是植物学命名问题，更关乎殖民主义如何持续形塑、控制马来西亚人的科学认知”。
从英国殖民历史和马来民族身份交织的语境来看，袁怀绍的提议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动机：纠正历史错误、倾听在地生态智慧、恢复土著知识权威的象征，以体现真正的独立精神。
从科学角度来看，提议却暴露他在科学知识方面的匮乏。
在分类学（taxonomy）里，物种命名常因不同地区或时期的研究差异而出现“同物异名”情况，或因当时科学认知有限而产生错误，这些都可随科学进展予以修正。
作为植物遗传学教授，笔者也曾亲历学名纠错过程。事缘笔者在研究杂草稻基因组时，发现学界常用学名Oryza sativa L.（栽培稻）和O. sativa f. spontanea（野生型栽培稻），都无法准确反映杂草稻的复杂身份，造成命名混乱。经深入研究，笔者和美国阿肯色大学一教授联合于2021年3月，在权威期刊《杂草学报》（Weed Science）提出建议：在杂草稻演化背景不明时，应一律使用广义的“Oryza spp.”（稻属物种）作为学名，以避免概念混淆及学术交流障碍；此新观点也获得国际稻米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和中美澳日泰等多国专家的认可。
同理，想为莱佛士花这类久已定名的物种更名，必须在同行评议期刊发表研究，提供新证据（如标本馆标本）或分类修正，还要严格遵循《国际藻类、真菌和植物命名法规》（ICN），最终经国际植物分类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lant Taxonomy ）和国际植物学大会（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投票通过，新名称才能被学界接纳。这是一套确保物种命名统一的严谨流程。
就本次风波而言，国际学术界绝不会仅因殖民背景争议而接受更名——除非能证明“莱佛士”在分类学上有误，例如新基因组研究支持重新分类。
若仅因政治偏好或去殖民化动机，不顾国际规范执意强推“符合国情”的学名，只会导致国家科研体系和国际脱节，阻碍科学交流与发展。
任何前殖民地国家的民众和学界，都应以务实、冷静态度看待“去殖民化”，也应坦然接受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从16至17世纪科学革命发展至今，已成为不容否定的学术基础。在生物学领域，接受国际通用的物种命名体系和西方科研标准，是每一位研究者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学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步。
然而，英国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分而治之”政策——刻意分离族群并压制马来人——埋下新马两国独立后社会撕裂的隐患。1964年新加坡和1969年马来西亚的种族冲突，正是这类殖民遗毒的显现。这也不难明白在民族情绪上，马来社会为什么普遍比较认同去殖民化的迫切性。
袁怀绍引发的更名风波，本质上反映他的身份政治，以及马来西亚塑造“国家认同”的迫切需求。但真正意义上的“去殖民化”，应聚焦于清除“分而治之”之类的思想遗毒，以构建具凝聚力的国家。
扩大来看，各地前殖民地国家应聚焦于教育、政治和文化的深层去殖民化，反思殖民历史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中的某些负面遗留影响，并重视本土知识和传统，而非通过符号性的改花名、路名或推倒雕像等政治表演，争取短期利益。
歌手林淑娟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唱出“姑娘长大不可留”，某些殖民时期的过时叙事和有毒思维，也应及时摒弃，否则将如“留来留去成冤家”，加剧社会矛盾，阻碍国家团结与和谐。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分子遗传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