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再度紧张，朝鲜核武使得问题更无转圜余地。在冷战结束初期，世界一度沉浸在“历史终结”与持久和平的幻象之中。然而不久后，中美关系因经贸摩擦与地缘冲突不断紧张，最终走向对抗。鲜有人意识到，朝核危机的应对方式，曾是决定两国关系走向的关键节点之一。在这场牵动东北亚格局的重大挑战中，中国在关键时刻洞察不足，决断迟缓，错失化解危机与重塑秩序的历史性机遇，使中美竞争最终滑入一场新冷战。
“核均衡”神话破产
2012年，结构现实主义奠基人之一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外交事务》发表题为“为何伊朗应当拥核：核平衡将带来稳定”（Why Iran Should Get the Bomb: Nuclear Balancing Would Mean Stability）的争议性文章，在国际战略界引发轩然大波。他主张，与其试图通过制裁遏制伊朗，不如顺势接受它拥核的现实。华尔兹认为，核武器会促使国家行为体展现更高程度的理性与克制，所带来的“相互确保毁灭”机制，反而比单边压倒性优势更有助于维系地区稳定。
这一论断虽然逻辑自洽，却建立在三个关键前提之上：其一，国家行为体具备一致且稳定的理性决策机制；其二，核威慑体系可控、可预测；其三，地缘安全环境相对封闭且高度制度化。
然而，这三项假设在现实中无一能够长期成立，反而往往遭遇破坏、扭曲，甚至反噬战略稳定本身。
首先，即便在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恐怖平衡”结构中，误判与临界风险仍频繁发生。1983年苏联“秋季演习”期间，莫斯科一度将北约“能干的弓箭手” （Able Archer）演习误判为核打击前奏，险些先发制人。这一事件表明，即便是在高度理性与技术成熟的核超级大国之间，也无法彻底排除擦枪走火的结构性风险。类似情形也曾在2019年印巴之间上演。彼时，两个各自掌握约170枚核弹头的国家一度濒临核冲突边缘，幸赖美方紧急斡旋，才避免局势全面失控。
其次，事实表明，对伊朗与朝鲜核武化现实的“默认”，不仅未促成预期中的理性与稳定，反而沦为激化地区动荡与代理战争的导火索。在中俄战略庇护下，一个拥核伊朗更可能采取进取姿态，加大对胡塞武装与真主党的支持力度。朝鲜核计划则早已脱离控制，既打破东北亚的力量均衡，也从根本上冲击核不扩散体制的合法性。
再者，所谓“有限核扩散”从未止步于“有限”。朝鲜与伊朗的核突破已引发连锁反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公开宣称保留核选项，日本、韩国乃至台湾内部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拥核呼声。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不断加剧地区安全困境，显著降低灾难性冲突的门槛。
朝鲜比伊朗更危险：核扩散引爆点
在所有潜在“新核国家”中，朝鲜无疑最具危险性。相比于伊朗，朝鲜政权更加封闭、行为更趋极端，对国际规范几乎毫无敬畏。西方曾寄望于“阳光政策”——以援助换弃核，或通过“六方会谈”等多边机制以外交化解朝核危机。但事实证明，这类和平努力用错对象。朝鲜不仅未被驯化，反而频频利用外交窗口争取时间，加速核武发展。对国际社会而言，除非诉诸武力，几乎无现实路径能撼动平壤的拥核意志。
相较之下，伊朗的核计划仍受政治与宗教约束，核野心尚存回旋余地；朝鲜的核项目则早已脱离国际可控轨道，正朝“战术核常规化”（即战术核武器逐渐融入常规作战概念之中）持续演进。朝鲜不仅声称具备洲际打击能力，近年来更密集试验短程核弹头和水下核攻击无人机，极大降低核武使用门槛。其“模糊战略”本质极具挑衅意图，旨在维持“边缘态势”，使对手难以判断战争与和平的界限。
朝鲜核能力已由“个体威胁”转化为“区域诱变”，引发结构性扩散链条，战略后果远超中东核议题，成为全球核稳定最不可控的变量。
更值得警惕的是，朝鲜核战略并非仅指向美国，在它更深层的战略认知中，中国反而被视为更根本的“存在性威胁”。2023年1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回忆录中，披露一段鲜为人知的对话：2018年3月31日，他以中情局局长身份秘密访朝，在平壤会见金正恩，转达中方此前多次向美方表达的看法——认为朝鲜可能欢迎美军撤出韩国。对此，金正恩嗤之以鼻，直言“中国人都是骗子”，并强调朝鲜“需要美军留在韩国，以防止中国的伤害”，更称一旦美军撤离，“中国就会像对待西藏、新疆那样对待朝鲜”。这番表态打破“中朝特殊关系”的神话，清晰揭示朝鲜对中国更深层的不信任和结构性防范。
由此，朝鲜核武成为“双向牵制”的工具：既威胁美国，又制衡中国。区域安全机制至此完全失效，东北亚也因此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最不稳定的核心断裂带。
去的机会之一：美国的战略迟疑
纵观核扩散史，一旦某国完成核武的基本突破，后续再图去核几乎无望。从技术门槛与战略时机来看，过去30年间，朝鲜核计划至少两度触及“可终结”的关键节点，美中双方也曾接近做出决定性干预。遗憾的是，这两次机会均因战略误判、政治犹豫及相互猜忌而相继错失，最终令今日东北亚核僵局几近不可逆转。
大国合作是遏制核扩散的必要前提。回望上世纪60年代，美苏均意识到中国核项目的潜在颠覆性，曾分别提出“外科手术式打击”方案，试图扼杀于摇篮之中。但终因双方相互猜忌和缺乏互信，而令计划搁浅。这一历史教训表明：阻止核扩散往往非一国之力所能胜任，而须依赖大国间的战略共识与协同行动。此前车之鉴，在朝核问题上再度重演。
事实上，消灭朝鲜核企图的两次时机，堪称天赐良机。
第一次出现在1994年，当时朝鲜首次逼近核临界点。美国国防部拟定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方案，计划动用巡航导弹和F-117隐形战机攻击宁边核设施。方案兼顾气象和地理因素，尽可能降低对韩国及中国东北的辐射影响。彼时美国正处单极时刻，与俄罗斯关系融洽，几乎无全球制约，若断然出手，几乎不会遭遇实质性阻力。
然而，在行动准备就绪之际，华盛顿因过度忧虑中方反应及韩国反对（时任总统金泳三推崇“阳光政策”）而突然止步。事实上，中朝因中韩建交关系趋于冷淡，且当时中国国力远不及昔日苏联，无力也无意干预美方军事行动。真正束缚华盛顿的，是对“多边主义”的依赖，以及对中国力量和意图的高估与误判。正是这种战略迟疑，使美国坐失遏制朝核的最佳窗口，种下今日核僵局与地区动荡之因。这一失误，主要责任在美国自身。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