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副首相安杰拉·雷纳（Angela Rayner）9月5日因涉嫌少缴房产印花税辞职，迫使首相斯塔默大幅改组内阁。政坛剧震，却难以打破公众的冷漠。对民众而言，真正的困境在于医疗排队、房价高企与治安恶化。雷纳风波不过是表象，背后是治理体系的深层失效——政治信任、国家安全、财政可持续性、经济活力与民生成本交织成的系统性危机。
首先，政治信任的断崖式崩塌已成为英国困境的起点。保守党与工党的频繁轮替，未能带来政策延续，反而加剧短期主义。最新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跌至20%，创去年大选获34%以来新低，改革党以28%居首，保守党17%。医疗、住房和经济表现不佳，导致工党流失大量中产与女性选民。改革党凭借在非法移民和“小船入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赢得部分支持，并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率超过工党。更令人担忧的是，64%的英国人表示，即便国家遭受攻击也不会参战，另有17%持摇摆态度。据英国《都市报》7月14日报道，九成民众不信任政客。雷纳事件引发的内阁改组，更多停留在口号与短期操作，而非触及深层改革，只会进一步加剧信任危机。
其次，国家安全与边境治理正暴露出深层隐忧。在俄乌冲突和北约东扩的全球背景下，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首次公开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与安全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然而，民众参战意愿低，凸显社会凝聚力的衰退。与此同时，移民压力不断加剧：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中，英国收到的庇护申请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1万1000份，比前一年增加14%；截至9月8日，小船偷渡人数高达3万，比去年同期增加37%，政府被迫在废弃军营设立拘留中心，并与法国协商遣返机制，却屡受法律和人道主义障碍。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承诺，在上台执政的五年内，把60万名庇护申请者递解出境，在机制僵化与政治周期制约下，可行性与持续性仍存疑。
再次，财政可持续性已被推至边缘。自2020年冠病疫情以来，高通货膨胀、高负债、高利率叠加，英国债务占GDP比率逼近100%，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5.7%。债务利息不断挤压预算，政府在加税、削减福利和推迟投资之间艰难取舍。经济学家警告，财政部长里夫斯的“加税花钱”策略，或重蹈1970年代高通胀覆辙；气候转型与人口老龄化更令财政压力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经济活力持续低迷，滞胀阴影加重。2024年GDP仅增0.9%，人均GDP虽按汇率计算突破5万美元，但剔除通胀后实际下降0.1%，且连续数年下滑。脱欧后的供应链摩擦与能源成本上升抑制投资，私营部门生产率几近停滞。制造业衰退、品牌外流，服务业虽占主导却难支撑长期竞争力；税负与官僚成本推高物价，价格—工资螺旋放大，创新乏力，进一步削弱经济韧性。
这些挑战最终压向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今年8月，食品通胀率达4.2%，创18个月新高；房租持续上涨，能源价格上限屡被上调，平均家庭能源支出较2020年至2021年冬季增加67%。约一成家庭的应急储蓄为零，21%储蓄不足1000英镑（约1743新元），近四成成年人背负中位数2500英镑的无担保债务。公共服务失能加剧困境：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候诊漫长，非急症患者须等待数月；高房价令年轻人购房推迟近10年；治安恶化，“零元购”和暴力抢劫频发。这些民生痛点不仅扩大社会分层，也加速阶层固化。
这些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彼此缠绕、层层叠加，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困局：政治信任的流失削弱改革共识，治理的碎片化让政策缺乏延续性，财政的紧绷压缩公共服务空间，经济的低迷与通胀蚕食家庭收入，而安全焦虑与社会分化又反过来放大不满。英国的治理体系，正被这一连串相互作用的链条拖向全局性失衡。
雷纳辞职事件正是这一困境的缩影。真正的症结不在于个别政客的道德瑕疵，而在于制度性失效。政治人物在选举周期中疲于应对眼前压力，却缺乏推动深层改革的勇气与资源。医疗、住房与产业政策屡被官僚化过程稀释，难以产生实质性突破。倘若继续依赖临时性的表演式承诺，而不触动结构性根基，英国将很难走出这场多维度的衰退。
因此，走出困境不仅要直面制度深层失效，更要确立清晰的改革方向：历史经验表明，内阁制在稳定性上优于总统制，英国成熟的民主体制仍是坚实基石。副首相雷纳身为工党核心人物，却在争议中迅速下台，这一幕本身就是英国制度韧性与权力监督有效性的生动注脚。必须抓住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技术革命机遇，为经济注入新活力、缓解治理疲劳；同时延续前首相卡梅伦的大社会（Big Society）理念，将更多权力与责任下放给民众和地方政府，以志愿服务替代部分政府职能，激发社会活力、降低公共成本。唯有如此，英国才能在全球剧变中重塑先驱者角色，重建制度与社会的生命力。
作者是浙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