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校还没有完全谢幕的个人求学时代，长辈对受英文教育的“读红毛册”华人，总有一股不以为然的情绪，不是蔑称他们“呷甘丹”（马铃薯的马来语，不吃华人米饭之谓），就是嘲笑他们“红毛直”，觉得他们说话行事直来直往，缺乏华人传统文化“为尊者讳”的委婉细致，彬彬有礼。
在如今华文教育退场，大部分国人都是双语制度产物的时代，于建国60周年国庆之际回看，“红毛直”或许并非缺点，恐怕还更贴近现代文明的道德标准，甚至还可能隐藏着新加坡建国成功的底层逻辑。
印象中，“读红毛册”的华人相对较少讲情面，最常听到的口头禅就是“law by law”（照章行事），黑白分明，没有拐弯抹角的余地。对于习惯“情先于理、理先于法”“见面三分情”的传统华人，这简直就是野蛮人行径。而且，不少“读红毛册”的同时也“呷皇教”，取英文教名，相信“天父”，坐实了“无父无君”的非我族类指控。当然，这不等于“呷皇教”的就不受华文教育——在华语之外，本地有一些教会还用方言布道。
应当说，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在名著《乡土中国》里所描绘的“熟人社会”——人际信任建立在彼此熟悉程度之上，社会秩序靠人情的“给予”“亏欠”等交易方式维系——同样能套用在南洋华人社会，早期的新加坡概莫能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熟人社会的规范和默契，便逐渐让位给law by law的红毛直。文绉绉地说，法治取代人情，成为各族新加坡人共同服膺的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新加坡已非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那样的“华人社会”，虽然华族占人口多数，但在精神上已经“呷甘丹”了。
经常语出惊人的已故台湾作家李敖，曾笑话新加坡人“笨”。借用中国文豪鲁迅的寓言散文诗《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或许会更容易理解李敖这一说法背后的逻辑。聪明人的圆滑，是在熟人社会生存且吃香的技能，是孔子一再告诫的乡愿。新加坡人不够聪明或者“笨”，是因为在法治环境里，是非对错都有公开透明的客观标准，不必根据人际关系亲疏而差别对待。所以，聪明人不容易占太多便宜，直来直往的傻子能够笨笨而坦然地生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自然也容不下欺负奴才的主人。
到台湾旅行的新加坡人总会对台湾社会浓郁的人情味赞誉有加，虽然在这方面不如台湾，讲究法治的新加坡也并非六亲不认，冷酷无情，而更多是体现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客观精神。只要不涉及利益交换，特别是公共利益，本地华人社会基本的人情世故传统还是被尊重的，可一旦牵扯利害关系，新加坡人不分种族，都会本能地law by law，避免瓜田李下的质疑。这与华人社会“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人生智慧，无疑南辕北辙。
据称美国总统肯尼迪曾感叹：“成功有一百个父亲，失败则是孤儿”，新加坡的成功，当然包含各种偶然因素，包括对权力有着高度清醒分寸感的建国元勋，从政生涯始终高度自律，坚持法治精神。但《圣经·马太福音》也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成功的概率又非常小，国家成功的例子犹然。无论从各种经济、社会数据，以及移民流向，世界上成功富裕的国家寥寥无几，且都具备高度相似的特点：拒绝特权的法治。
换言之，新加坡赖以成功的窄门小路，就是坚持法治精神，且经过60年的软硬兼施，已经逐渐内化为国民特质。《圣经·马太福音》这段话所暗示的意义，在于人生失败的绝大概率，来自于任性放纵，为所欲为，所以必然引到灭亡；能克己复礼，才能找着致胜门路，引到永生。但胜利的诀窍尽管并不神秘，要抗拒欲望的诱惑身体力行，才是挑战所在。建国元勋持之以恒的法治精神，让新加坡人成为少数极幸运“找着的人”。
然而，找着门路这复杂曲折的过程，并非像今人想象的一帆风顺。虽然英国殖民者长期经营，奠定法治基础，但不是所有英殖民地在独立后，都能顺利继承衣钵。法治精神的培养和灌输，对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社会，犹如一场脱胎换骨的心灵和文化革命，期间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惨痛代价，相信足以构成新加坡华社自身的伤痕文学。今日享受法治红利的非亲历者，或许很难体会当年在文化意识上蜕皮的煎熬挣扎。
由是观之，华社伴随各族同胞内化法治精神，或是解释新加坡成功的底层逻辑。台湾社会民主氛围更强，但法治精神较弱，所以台湾社会比新加坡有活力，但政治却相对不稳定。两相对比，或许更能看清其中要害。
至于法治精神的底层逻辑又是什么，这恐怕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来深入探讨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