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变成城市了，不是新村了。年轻人都有回来，好像过年、清明节，这里就会比较热闹，平时很冷清。”
84岁的万木林在雪兰莪州的双溪威（Sungai Way）新村长大，曾随父亲经营煮炒档，见证了新村的兴衰变迁。
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回忆：“这里早期是海南人聚居的村落，起初只有六户人家，周围全是橡胶芭。以前我们叫这里做海南村，现在变成双溪威，有了不同籍贯和族群的人。”
双溪威新村坐落在繁忙的八打灵再也市区，却难得保留了传统新村的文化与特色，所以被称为“藏在城市里的特色新村”。这一带曾以锡矿和橡胶业闻名，周边地区1970年代被规划为自由贸易工业区，双溪威成为雪州最早迈向城市化的新村。
历经半个多世纪，马来西亚许多华人新村在城市化浪潮中逐渐空心化。许多年轻居民搬离，住进现代化的排屋住宅区，年老居民也跟随孩子搬离，老房子则出租给从外地来的打工族或外籍劳工。
不过，仍有一些居民积极为新村注入活力，守护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双溪威村民捐出生活用品与珍藏，在2021年成立的新村历史文物馆展出。一方面保存家的故事，另一方面希望历史文物馆能成为游客的打卡点。双溪威也在节庆期间举办各类活动，村民合力美化环境吸引更多游客。
英殖民政府设新村 阻断华人支援马共
新村的历史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受马来亚共产党的威胁，英国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联合邦进入紧急状态。
为切断华人与马共的联系，英军退役中将布里格斯（Harold Rawdon Briggs）制定计划，强制在森林边缘从事农耕活动的华人迁移和集中安置。
研究新村历史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何启才受访时说：“英殖民政府认为要解决马共问题，就必须把这些华人垦殖者搬到集中区域，以杜绝匿藏在森林的马共获得食物、药物与情报。”
这项大规模迁移行动称为“布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集中营后来演变成新村。在马共活跃的马来半岛，短短几年内，400多个新村如雨后春笋设立。
初期的新村四周有铁篱笆，设有瞭望台，出入口有军警把守，村民出入必须登记，入夜后实施宵禁。
现年85岁的林秉锹，至今仍清楚记得70年前随家人坐上卡车，带着简单家当迁入双溪威的情景。“那时新村的路口设有铁门和篱笆，有警察守着。我们外出必须拿准证，买米粮还得有米牌。”
双溪威曾被视为新村计划的典范。1953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逊访马时，特地到双溪威参观。当时朝鲜半岛战争刚结束，越南战争一触即发，尼克逊想了解马来亚如何通过新村抵御共产主义威胁。
后来，英殖民政府逐步完善新村的基础设施，提供自来水和电力，并建立学校和民众会堂等，社区逐渐成型。
何启才说：“政府尝试打造较好的生活环境，因为不想让外界觉得新村就是集中营或拘留营，同时希望更多城市边缘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华人愿意搬到新村生活。”
紧急状态1960年解除后，新村的守卫和粮食管制废除了，篱笆拆除了，但新村没有跟着废除和解散，因为它已成了许多人的家园。
1954年的新村人口达57万，占华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新村人口持续增长，1985年达到165万。
城市化造成青年外流 新村人口降至100万人
进入1980年代末，新村人口开始下降。部分偏远新村人口流失严重，年轻人纷纷搬到城市发展。到了2002年，新村人口降至125万；根据最新估计，目前新村人口约为100万。
何启才分析，1980年代的新村缺乏制度保障和拨款，基础设施落后，就业机会有限，加上新村的教育水平偏低，导致许多年轻人迁往城市寻求发展。
此外，新村的长远规划及社会问题也逐渐浮现，包括房屋地契纠纷、青少年辍学、私会党活动及环境卫生问题等。
双溪威曾因为周边的自由贸易工业区而繁华一时，后来人口老龄化和外流，老房子出租给在附近工厂工作的外籍劳工，外劳居民人数一度超过1万人。如今，新村的华人居民已锐减至约3000人。
村长陈有才感叹说：“1980年代新村非常热闹，充满人情味。如今人口明显老化，双溪威华小曾有1000多名学生，现在只剩五六百人。”
记者走访时发现，留在新村的多数是老人和小孩。新村昔日“三尺砖、五尺木”的传统房子已相当少见，多数被现代楼房取代，已很难看出新村的原貌。
新村的设立迁移了上百万人，不仅改变了居民原本生活轨迹，也重塑了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分布。
新村政策结束后，华人聚落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因为很多新村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多聚居城市的由来。何启才指出：“有些市镇虽然如今看起来没落了，但当时新村政策逐步将华人推向更靠近城镇的地区，推动了华人的城市化发展。”
2009年，马来西亚政府将部分重组村和渔村也列为新村。根据最新统计，西马半岛共有613个新村，其中包括436个传统新村、134个重组村和43个渔村。重组村指的是城市边缘地区或地方政府管辖外围的重新安置的华人村子。
文创与旅游推动 “渔米之乡”复兴
尽管有许多新村因远离城市及基础设施落后而逐渐走向没落，但也有新村靠旅游业和其他经济活动重新焕发生机。雪兰莪州的适耕庄是成功转型的例子之一。
适耕庄位于雪州西北部，盛产稻米和海鲜，被称为雪州的“渔米之乡”。适耕庄由三个垦殖村及一个渔村组成，虽然渔农业发达，但仍免不了人口老龄化和外流的命运。不过，得益于媒体宣传和当地人积极谋划，适耕庄成为最早推动社区再生与旅游发展的新村之一。
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受访时说，当地政府与村民2008年开始通过网络等途径，对外宣传适耕庄的自然风光和特色。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电视台2012年在当地联合拍摄电视剧《渔米人家》，让适耕庄一炮而红。“假期和周末，游客蜂拥而至，新加坡客也很多。我鼓励业者建民宿、设立稻米工厂，大家齐心发展旅游业。”
黄瑞林也是雪州负责地方政府、旅游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掌握资源协助新村发展旅游业。
适耕庄的旅游热潮不仅吸引大量游客，也促使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开设咖啡馆、民宿和土产店等。
王和伦在适耕庄长大，早年曾在当地搞文创活动，后来到吉隆坡从事广告业。冠病疫情期间，他关闭广告公司返乡寻找新商机。
王和伦利用广告经验，通过互联网推广适耕庄渔产，将当地海鲜销往西马各地，为传统渔业开拓了线上销售的出路。
适耕庄的成功转型不仅得益于有利的地理条件，也归功于当地居民对地方特色的理解及合力推广。如今，水稻、渔业和旅游业已成为适耕庄的三大经济支柱。
王和伦认为，每个新村都有独特的潜力等待发掘。“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基因和独特之处，关键在于当地人是否能意识到脚下这片土地的特别。”
2008年雪兰莪州政权更替之后，新村活化运动得到州政府的关注和推进。当时执政雪州的人民联盟（希望联盟前身）为兑现选举承诺，成立了新村委员会，资助读书会、特色旅游和人文艺术等项目，推出“新村-ing”和“新村好品”等计划，让民众重新认识新村。
马来西亚全国新村发展委员会主席邱培栋受访时说：“每个新村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色。‘新村好品’旨在将新村特产推广到市场，无论是美食、文化艺术还是地方产品，都能带动经济，增加村民收入。”
2018年联邦政权更替后，希盟政府在新村发展上更加积极。2022年执政的团结政府每年拨款1亿令吉（约3027万新元），用于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美化等，并计划制定新村10年发展蓝图，以扶持具潜力的新村。
疫情为转型带来契机 新村成新旅游热点
冠病疫情也意外成为新村的转机，由于出国受限，更多人转向在地深度游。新村凭借独特的生活景观和文化记忆，成为新兴旅游热点。
一些年轻人在疫情期间重新审视生活节奏，选择返乡发展。网络科技的普及也助推这股趋势。
邱培栋说：“城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越来越多青年开始考虑回新村发展。他们开设民宿，也策划体验活动，让城市游客亲身感受田园生活。”
经过几年的转型及社区再生运动，一些老化的新村重现生机，例如因红树林而闻名的霹雳州太平十八丁新村，因盛产榴梿而吸引老饕的彭亨州文冬一带的新村。
何启才认为，新村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马来西亚新村活化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巨大空间可改善和创新，未来可期。”
邱培栋说，新村发展应尽量保留原貌和独特风情，顺应当地地理环境与社区经济节奏，稳步推进。“随着发展的推进，有些新村可能不得不让路给新的规划。我们必须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政治因素干扰 新村申遗受阻
马来西亚华社认为，新村拥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应当维护和保留。不过，在多元族群社会中，华社要维护这段集体记忆及推动新村发展，面临不少挑战。
1990年代，新村因政治因素而面临发展困境。1992年的第六个马来西亚计划未明确拨款给新村，有关官方将部分新村名称中的“新村”（Kampung Baru）去掉，改为甘榜（Kampung）、斯里（Seri）、再也（Jaya）或帝沙（Desa）等政治色彩较淡的用词，让新村能被视为甘榜或郊区，以便更容易申请政府拨款。
例如双溪威新村早已改名为斯里斯迪亚（Seri Setia），但人们更熟悉它的旧称。
如今，新村或许不再面对拨款问题，却仍有其他挑战。
2023年，团结政府提议为全国七个新村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但遭团结政府成员巫统、在野党、马来非政府组织和部分学者强烈反对，理由是会影响马来人的地位与权益。
不过，巫统对于新村是否可以申遗，立场不明确，因为巫统执政登嘉楼州时的2016年，时任州务大臣阿末拉兹夫曾提议为州内新村申遗。
一些学者则认为，新村不是值得骄傲的历史产物。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民族研究所荣誉教授张国祥认为，新村是国家“黑历史之一”，毫无辉煌影响力可言，不必为其存在感到光荣，反而应从中吸取教训，并且让它走入历史。
邱培栋认为，马来西亚社会应以宏观角度看待新村申遗的课题。他举例说，马六甲和槟城获得世遗地位后，旅游业发展迅猛。“如果一些新村成功申遗，不仅有利于新村发展，也能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
马来西亚社会仍纠结于是否应该为新村申遗。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张庆信今年8月6日告诉国会，政府尚未决定是否为新村申遗，或将新村列为国家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