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色列政府在时任总理沙龙（Ariel Sharon）主导下，实施被称为“单边脱离”的计划，决定从加沙地带撤出全部21个犹太定居点和以军驻军，结束长达38年的直接军事占领。那一年，我正在大学学习阿拉伯语，每天收看中东新闻是我们训练专业能力的方式，而电视中反复播出的撤离场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色列士兵强行将愤怒的犹太定居者拖离，年轻人阻拦军车，砸玻璃、烧轮胎以示抗议，妇女又踢又叫，抱着孩子在地上打滚，甚至有人威胁自焚。
撤离的背景，是以色列在经历两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后，对于控制加沙的战略反思。从1967年六日战争开始，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维持军事管控、兴建犹太定居点，持续了近40年。同时，定居点面临不断的武装袭击，日益成为以色列的安全负担。沙龙政府决定撤出加沙，实质上是对这段历史的清算：占领没有带来安全，只带来财政枷锁、外交困境和内部道德撕裂。沙龙称撤离是“痛苦但必要的”，并呼吁反对者“攻击我，而不是那些执行命令的士兵”。最终约8500名定居者被迁出。虽然这一撤离行动赢得一些国际肯定，但也遭遇以色列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极右翼分子甚至发出暗杀沙龙的威胁。这种社会民族心理的撕裂，为如今焦灼的局势埋下隐患。
令人遗憾的是，2005年的撤出并未结束冲突。2007年哈马斯通过武力控制加沙，自此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加剧。以色列保留对加沙空域、水域、出入境口岸与电力的控制，加沙仍在事实上的“封锁”中苦苦挣扎，成为周期性爆发冲突的火药桶。国际社会虽频频呼吁和平，但从未有力地介入解决结构性矛盾。
2023年10月以哈冲突爆发，哈马斯的袭击被以色列视为国家安全的重大挫败，促使它重新考虑最极端的选择——重新全面占领加沙。一些军事战略分析者认为，这不是一次草率的政治动作，而是以色列在结构性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在国际秩序无法提供有效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国家只能依赖自身武力恢复威慑。但问题是，这种冷酷的“理性”是否真能带来安全？又是否忽视了历史给予的警告？
重占的成本显然不容忽视。首先是军事资源透支，以色列国防军高度依赖预备役人员，当前已有多次部署记录，部队出现疲劳与心理创伤迹象，甚至发生自杀事件。其次是多线作战的战略负担，以色列同时面临来自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也门胡塞武装等多方向的安全挑战。接管加沙城的计划在国内也遭到多方质疑，包括以军参谋总长埃亚勒·扎米尔和摩萨德情报局局长戴维德·巴尔内亚在内的多名高官，都表达了担心，警告这一计划将危及人质安全，分散战略资源，使以色列陷入长期低回报的军事泥潭。
尽管内坦亚胡政府声称，当前的军事行动无意于全面接管加沙，而是采取“有限占领”策略：控制道路、口岸、关键设施，遏制哈马斯活动，却不会承担治理责任。这种“只控制、不负责”的碎片化方案，试图用最小成本维护最大安全。但它带来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治理真空将助长新一轮极端势力的兴起，人道灾难将加剧区域动荡与外交孤立。这种策略不过是权宜之计，本质上是用短期战术延缓长期失败。
另外，2026年以色列全国大选将至，战略延续性成为难题。当前总理内坦亚胡的执政联盟支持率下降，即使重占行动启动，若未来政府转向，也可能出现战略烂尾，重蹈2005年撤离后混乱的恶性循环。
从1967年到2005年，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一直伴随双方士兵与民众的血与泪，历史早已证明：军事占领从未能真正消灭敌人或带来和平，只会制造下一次爆炸的温床。20年过去，历史的前车之鉴似乎再度被战火硝烟所掩盖，重新接管加沙无疑是一颗代价高昂的战术止痛药，无法治愈以巴问题的沉疴宿疾。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