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建国总理质疑大礼堂会变成白象这段小插曲，不是为了批评当年政府没有远见。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我们能够理解当时视野的局限，而这段往事反映出民间的决心和努力，依然可以把事情办好，把梦想实现。
回到母校中正总校出席竹林楼大礼堂翻修后重新启用仪式，从求学时代，每次看到大礼堂，就想到校歌开头“曰吾中正，至大至刚。矗立星洲，巍巍昂昂”。
中正大礼堂之巍然，不只是建筑物雄伟壮观，更在于它最初的兴建以及后来的翻新，折射出的中正人不屈不挠精神。
1947年中正迁入月眠路的时候就兴起要建一座大礼堂的想法，当时也有这个需要。因为学校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学校的演出团体包括活跃的戏剧、音乐社缺乏公演的场地。那年新加坡先驱小提琴家吴顺筹举行一场非常成功的个人小提琴演奏会，钢琴伴奏是给中正校歌谱曲的施育艺老师，虽然吴顺筹与中正并没渊源，但他把演奏会收入全部捐献中正中学建筑音乐馆，算是启动了为时20多年的建礼堂筹款工作。
之后从1947到1957年，中正举办了16次戏剧演出，部分演出也是为了筹建大礼堂。1955年筹到了将近10万元，董事会有了信心，开始设计礼堂图样。之后再继续筹款，除了戏剧演出，还有校园园游会等等，一些热心的民众捐出家里值钱的罐头，给学校做义卖。1960年，建筑设计图虽然获批准了，当时的教育部表明只是批准图样，不等于会拨款津贴，因为学校董事、学生和社会的鼎力支持，礼堂在众志成城之下动工了。那是1964年6月。
1965年9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的一个月奠基，1967年竣工，1968年7月21日，由时任总理李光耀主持开幕。建国总理当时对这个2000多个座位的大礼堂并不以为然，据老校友忆述，李先生质疑一所中学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礼堂，这会变成“白象”。
虽然找不到文字记录建国总理当时怎么想，但是可以想象上世纪50年代反殖民、争取独立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代刚结束，中正这个学运重镇之一，建一个可以坐2000多人的大礼堂，应该不是他所乐见的。对比之下，当时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1965年落成、让工业与劳动队伍领袖聚会的新加坡大会堂，各都只有约900个座位。
此外，建国总理当时治国重心不在文化建设，这个独立只有三年的国家正在努力为了生计发展工业，新加坡的半导体业那一年刚起步，国家半导体公司成立一座组装和测试工厂，第二年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在这里设厂。
回顾建国总理质疑大礼堂会变成白象这段小插曲，不是为了批评当年政府没有远见。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我们能够理解当时视野的局限，而这段往事反映出民间的决心和努力，依然可以把事情办好，把梦想实现。
2014年中正建校75周年，这座更名为竹林楼的行政楼大礼堂和中正牌坊被列为国家古迹，时任总理李显龙主持仪式。他在致词中谈到竹林楼时说：“今天在座的许多校友都曾为此贡献力量。他们自己或许未能享用这些设施，但这栋历经岁月洗礼的建筑足以令他们引以为豪。”
两个建筑被列为国家古迹之后，学校和文物局联合举办公开论坛，深入解读两个古迹的历史价值。李显龙说：“在SG50庆祝新加坡独立50周年前夕，这些举措将助力国民认识本土丰富的历史遗产，铭记先辈的奋斗精神。”
早期的新加坡在很多人眼里，包括经历其中的人都在不同时候觉得和抱怨这是一个威权管理的社会，这和建国初期领导人的个性有关，经过各种政治斗争的洗礼，塑造出那样的风格。
今天的新加坡已经不同，我们相对地更有包容性，这样的转变在此变革的世界中更为明显。今年我们华文媒体集团主办的“城市阅读节”邀请来的两位大家——台湾的龙应台和上海的王安忆，她们不约而同地谈到新加坡的变化。
龙应台31年前在《幸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写道：“给我再高的经济增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和尊严。”
今天她看到的是一个“变得柔软了”的新加坡，看到一个多元种族和谐相处，也可以和自然共生的城市，她说看得出这个国家的用心。
王安忆对比上海和新加坡时说，表面上看大家都有现代化的建筑、发达的交通，但实际是不像的。上海的发展老是被打扰，刚开埠，企业家、资本家脚上的泥还没有洗掉就进入一个共和国时期；共和国时期慢慢要走到进入现代化时，又被文化大革命给截断；文化大革命之后遇上改革开放来了，让大家都有机会改善生活；但是一下子又造成了非常大的贫富差距。
“新加坡非常不一样，新加坡是在一个非常强大的意志底下发展起来的，它是非常严格地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
通过作家和文化学者的视角，我们对自己的社会发展进行反思。很多时候，当下的想法和反应不一定是对的，我们不会在任何时候都得到所有的支持，即便如此，只要忠于社会、忠于共同的理念，在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检验下，必定会有合理的交代。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