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特拉维夫惬意的街道上享用一杯完美制作的卡布奇诺咖啡和一个松脆的羊角面包时，很难想象距此69公里外的加沙正遭受到轰炸、炮击和扫射（更别提不到60公里外的约旦河西岸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在生活表面上看似如此文明时，人们很容易忘记他人所遭受的痛苦。
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对战争视而不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电视屏幕上观看这场战争，包括加沙城市满目疮痍的画面和关于最新消息的热烈讨论。对战争、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延长战争的努力，以及他破坏本国司法和其他民主机构之图谋的愤怒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特拉维夫这个世俗和自由派占多数的城市。
每天都有反对战争和反对内坦亚胡解雇阻碍他专制冲动的政府官员的示威游行。人们谴责总理及内阁中的极端分子是法西斯主义者和战犯，还争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内坦亚胡谁对对方的影响更大。
一名以色列前国防军战斗机飞行员对我说，他不会再在一场他认为无法接受的战争中服役。另一个人说，如果他儿子被征召入伍，那他或许就要离开以色列。我曾与一位作家交谈，他绝望地认为，他的国家将因以色列人内部，以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恨而分崩离析。
许多反战抗议者和支持民主的活动家都觉得自己与外界隔绝。文化抵制正在切断以色列艺术机构和大学的国际联系。以色列的自由主义者感到他们正被国内的敌对势力，尤其是自己的政府及其激进民族主义支持者，以及国外那些出于巴勒斯坦人的惨状，而对全体以色列人予以谴责的人们所挤压。
人们会同情这种被误解甚至被抛弃的感觉。“连坐”从来都不是公平之举。反对文化抵制的一个合理理由，就是此举伤害和疏远的，正是那些本应共同反对独裁和非正义战争的人。
然而，在以色列的所有反战和支持民主示威活动中，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空白：几乎没有人提到巴勒斯坦人。到处都是要求政府“让人质回家”的标语。以色列政坛的左派和右派都佩戴着黄丝带。精美的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外的业余艺术装置，动人地表达了以色列人对人质的悲痛之情——其中许多人已死在加沙令人窒息的隧道中。
电视访谈节目的嘉宾们痛斥一场可能导致余下以色列人质全部丧生的战争，认为不应继续下去。但即使展示了众多加沙破碎建筑物和街道的照片，却没有巴勒斯坦平民被杀害、致残、被赶出家园和挨饿的画面。《国土报》仍在报道这些暴行，但这份优秀的自由主义报纸的读者，只占以色列总人口的大概4%。对于其他人来说，假装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与他们无关实在是太容易了。更有甚者，许多以色列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一种低级趣味，似乎任何提及这个问题的行为，都是对反犹主义者的鼓励。我听说在耶路撒冷的一次反战示威中，有一名抗议者刚开始讨论巴勒斯坦受害者，就被人夺走了麦克风。
在耶路撒冷，我遇到一名中年人，她强烈反对内坦亚胡和反战，会说阿拉伯语，还创办了一家值得尊敬的救济穷人组织。当我问及她的慈善机构是否也惠及阿拉伯人时，她叹了口气说，希望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她解释说，虽然巴勒斯坦人嘴上想要和平，但他们所有人都支持在2023年10月7日谋杀和绑架1200多名以色列人。那天发生的事情，让她想起了纳粹大屠杀，那又怎么可能与这种人建立友好关系呢？
这种观点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偏执或种族主义。她的观点在以色列得到广泛认同。有很多很好的理由可以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以及对后者苦难的无动于衷。但是，低估10月7日事件对人们所造成的震撼是愚蠢的。那些本以为自己终于安全的以色列犹太人，突然面临这般野蛮的暴行，唤起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遭受迫害、谋杀和侮辱的记忆。
即使内坦亚胡不是个一心想要延续战争，以维持其极端主义政府的自私自利领导人，情况可能也是如此。一旦下台，他就将受到审判，并可能被判犯有欺诈和腐败罪。他并不是第一位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犹太人受迫害的长篇叙事，最终把话题引向大屠杀的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在1961年就已这么做了——当时负责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官僚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审判。但内坦亚胡比他的所有前任都更多地宣扬这样一种观点：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哈马斯，是对犹太人生存的威胁，只有他才能保护犹太人免遭第二回大屠杀。
10月7日的袭击让内坦亚胡的最后那个说法成了一句空话，而这也是他声望骤降的原因之一。但大多数以色列人与他一样，认为自身正面临着生存威胁，而在这样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可没有同情敌人的余地。这就是心怀善意的人们可以强烈反对一个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领导人，同时又屈从于他所煽动之恐惧的原因。
作者Ian Buruma是作家
英文原题：Israel’s Blind Spot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