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地艺人梁荣耀（Hossan Leong）在社群媒体上提出改善新山—新加坡跨境通勤的一番建言，在短时间内引发网民排山倒海的激烈反弹，让原本应是一场关于交通便利与跨境接驳的技术性讨论，迅速演变为一场关于公平、忠诚，甚至是身份认同的道德审判。
无论是车价或是油价，新马两地的成本差异悬殊，若开放让两地司机在同一市场竞争，显然会形成严重的不对等。这也是为何取缔非法跨境载客、保障本地司机的生计，几乎是社会共识。然而，问题关键在于：梁荣耀并不是在挑战这一点，他的呼吁重点在于跨境通勤需求的改善，但许多网民的回应，却放大成“威胁国家根基”的表述。
或许，梁荣耀的身份放大了这场风波。作为公众人物，他的影响力远超一般民众，交通部代部长萧振祥甚至第一时间在他的贴文下回应——在社群舆论的逻辑里，这使得他的发言容易被放大为“具代表性”的立场。他也不再是单纯的跨境通勤者，而成了“影响政策的意见领袖”。这种角色错位，使得他很快成为众矢之的，最终不得不关闭留言功能。
从批评的语气可以看出，许多网民并不仅仅在谈论一项政策的利弊，而是在进行一种身份的划界。有人质疑：“你是新加坡人还是马来西亚人？如果是新加坡人，却选择住在马来西亚，凭什么说话？”这种论调反映出一种“我们／他们”的二元思维；甚至落下重话，将跨境居住者视为占尽便宜却不思回馈的“白眼狼”——享受新加坡的高薪与就业机会，却把消费带到马国，“就好像你们拿着爸妈的钱去养着别人的爸妈”，只差没把“叛国”说出口。
同时，批评中也充斥着滑坡式的推论。就有网民断言，一旦放开跨境载客，马国司机将蜂拥而入，“那么新加坡9万司机怎么办？”这种论点忽略在政策设计中，并非只有“全面开放”或“完全禁止”两种极端选项。
理性而言，跨境服务完全可以透过精密的政策设计来调控规模，或是设立专属的跨境接驳平台，确保透明收费与全程监控。这些做法都能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减轻通勤者的不便，并避免对本地劳动市场造成冲击。当然，政策能否落地，仍需更多细致的政策设计与利益协商，这都需要两国耗时探讨可能性。
但在情绪化的氛围下，一切可能性都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外来竞争者摧毁本地生计”的恐怖图景。这种零和思维，进一步推动对建言者的道德谴责。
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成功故事建立在有序、守法与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任何挑战既有规则的建议，都容易被误解为潜在风险。当梁荣耀希望改善跨境接驳时，网民立即将他与“挑战制度”划上等号，进而担忧会打破现有的公平平衡。这种“现状偏误”心态，强化社会对于新点子的排斥，导致任何建议都被视为威胁。
然而，若把跨境通勤的讨论完全道德化，实际上是在掩盖真正的现实矛盾。两地的居住成本日趋悬殊，跨境居住对不少人而言，属于务实之举；此外，樟宜机场作为国际交通枢纽，也是许多马国民众取道出国的重要通道。跨境交通需求因此更趋多元，早已不是少数“占便宜”的现象，而是根植于两地经济互动的结构性需要。
既然如此，政策讨论应该聚焦于“如何管”而非“要不要”，重点应该是如何在保障本地司机利益的同时，为跨境通勤者提供安全且合规的选项。这是一个治理问题，而不是忠诚考验。
梁荣耀建言所引发的激烈反弹，说明新加坡社会在跨境议题上的种种焦虑：经济成本的悬殊，使人们担心竞争不公平；对秩序的高度依赖，则让人们倾向把风险无限放大；国族认同的敏感，使任何改革建议都容易被视为背叛。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的技术问题，被简化为忠诚与背叛的口水战。
面对跨境通勤的难题，与其高举道德大旗，动辄以“搬回新加坡”作为答案，不如探讨制度层面的创新可能。设计出既能守住公平、又能回应现实需求的灵活制度，进而化解社会情绪，矛盾才有机会找到真正的出路。这不正是新加坡之所以能持续繁荣的方程式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