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朋友理查德与太太朱莉娅带着幼子来新加坡旅行。他原本在洛杉矶有体面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却在去年毅然辞去工作，举家迁往新西兰，理由很直接——逃离美国总统特朗普。
这对年轻夫妇没有放弃美国国籍，但选择远离那个他们不再感到安心的国度。他们说，美国是自己的国家，终究会回去，但至少要等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理查德的选择或许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特朗普现象对美国人心理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
朋友的处境与选择让我陷入沉思。
这种“逃离”不仅发生在美国本土，也出现在国际交往中。根据《旅讯》（Travel Weekly Asia）引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旅游频道的一项调查，新加坡人赴美的兴趣正快速下降。调查显示，仅有7%新加坡受访者说今年更想去美国，55%的人兴趣减弱。原因不外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害怕遭遇歧视或不公、特朗普的政策立场、枪支暴力以及边境拘留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受访者则普遍表明对美国兴趣增加。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治下，美国的吸引力在部分地区依旧存在，但在对社会安全与政治环境更敏感的新加坡人眼里，反而失分不少。
这说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并不仅是美国内部的争议课题，它已经影响到国际社会如何看待美国。旅游兴趣的下降，表面上是出行选择，背后反映的却是信任与好感度的流失。
特朗普与传统政治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商人本色。作为房地产大亨，他习惯于将世界看作一场场的商业谈判，追逐短期交易性质的利益最大化，而非长期制度建设。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在盟友与对手之间摇摆，只要有利可图。
关税战是最典型例子。表面上他咄咄逼人，实际上却不得不权衡经济代价。这种“先出牌、再补救”的试探性手法，极像一个赌桌上的商人，而非稳健的政治家。他把全世界当作自己的韭菜，不断薅羊毛。这种逻辑在国际关系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敢于突破旧秩序，重新定义美国的利益边界；另一方面，他的任性与短视也让美国显得不再可预测。
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社交媒体上往往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种撕裂不仅存在于美国国内，也波及全球。对新加坡人而言，选择不去美国旅游，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对理查德夫妇而言，移居新西兰则是一种自我保护。
特朗普效应还体现在国际治理层面。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球贸易等跨国议题，他往往以“美国优先”为前提，拒绝承担全球责任。这种姿态让美国的道义感召力减弱，也让许多国家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关系。
理查德告诉我：“只要特朗普任期一满，我们就会回到美国。美国是我们的家园，但我们需要一个能让人安心的国家。”这句话或许说出许多人的心声。
特朗普现象并非美国独有。它提醒我们，个性强烈、以交易为本的领导人，能够在短期内掀起巨大波澜，也可能在长期制造深层裂痕。对世界而言，美国领导人不仅影响美国国运，也在无形中影响他国的选择。
无论人们对特朗普抱持“特靠谱”还是“特不靠谱”的判断，他的政治遗产已经写入历史。他让世人重新思考：当一个大国领导人过度个人化、情绪化、交易化时，国家形象与全球信任将如何被改写？答案或许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眼下，越来越多人正用自己的方式“逃离特朗普”。
我感到我们生活在稳定、平和、和谐、安全、可预测的新加坡，真幸福。
作者是旅游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