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的危机，似乎不断提醒人们：在国际关系中，强权依然存在，这一现实唤起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落后就要挨打。然而，这种悲观判断并不完全符合现实。
不可否认，当前国际秩序依然存在“丛林性”。面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霸权行为，国际社会往往难以作出有效反制。无论是地区冲突中的强硬作为，还是大国绕开联合国体系采取单边行动，都在挑战着国际法与国际道义的权威。
要理解国际社会为何常常无能为力，不妨回顾联合国诞生前，世界曾经历过怎样的制度失败。二战前的国际联盟在应对日本侵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等重大危机时束手无策，表面原因是缺乏执行力与大国支持，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制度设计本身。国联一方面要求大国承担维护秩序的责任，另一方面却未赋予它与实力相称的决策权与制度特权。这种“责任与权力失衡”的安排，致使主要强国缺乏留下来共同维护体系的动机。当国联将日本定性为侵略国时，日本选择直接退出，几乎没有实质性代价。这一举动不仅令国联失去对主要侵略方的约束力，也对其他成员国释放出“制度无效”的信号，导致信心崩解，退出者纷至沓来，最终使整个体系名存实亡。
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汲取这一教训，设立安理会并赋予五大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确保大国即使在争端中也不轻易退出。因此，尽管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屡遭联合国大会谴责，却没有效仿日本退出联合国。这是因为常任理事国身份所带来的制度性利益和国际话语权，使得退出的代价过于高昂。
然而，这一制度设计也固化了权力结构，使大国在关键事务上几乎不受约束，甚至能够绕开联合国体系单边行动。这正是当今国际体系面临的核心困境。
多边制衡：丛林规则之外的新可能
尽管如此，认为国际社会只能永远屈服于丛林法则，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随着全球化深入与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新的制衡力量正在悄然形成。
首先，虽然联合国大会缺乏强制执行力，但其“道义舆论”功能不容忽视。当安理会因大国否决陷入瘫痪时，联大通过谴责决议和政治宣言，依然能为国际社会确立道德标准。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联大多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谴责俄罗斯的决议，虽然无法直接阻止战争，但有效推动了全球对乌克兰的支持与对俄罗斯的外交孤立。类似情况也曾出现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支持巴勒斯坦权益等历史时刻。在全球经济、金融、科技、人员流动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任何国家一旦被广泛孤立，都难以避免实际的经济和外交损失。大国同样须要维护“国际名誉资本”，否则行动空间与影响力都将受到限制。
其次，区域合作机制正在成为对抗大国霸权的重要补充。以亚细安为例，面对中美竞争加剧，亚细安通过强化经济整合、集体声明与对外协调，在南中国海争端、缅甸危机等问题上，努力维持地区稳定，避免局势全面失控。
非洲联盟和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和平转型、维护地区治理。虽然这些区域机制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仍然有限，但通过联合行动和道义立场，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国的单边行为形成外交与舆论牵制。
第三，全球互联互依已成为国际社会新常态。贸易、投资、环境、公共卫生、技术安全等跨国议题，不断催生新的多边合作体系。虽然这种体系尚无法根本遏止战争，但全球舆论、金融制裁、跨国诉讼等“软性制约”力量，正在逐步改变国际互动生态。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遭遇的制裁、金融排斥、技术封锁，以及在国际赛事、文化、学术交流中被排斥，正是这种全球性制约的新体现。
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联合国改革仍步履维艰。然而，丛林法则并非国际社会的唯一命运。
通过强化联合国大会的道义功能、支持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与民间社会参与，国际社会正努力在强权与法治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尽管强权阴影难以彻底消除，但全球共识与多边合作所带来的持续制衡，正悄然塑造着一个更具规则意识、更重视公义与法治的国际新常态。
（作者是退休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