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写的是千余年前，古人为追求更美好前程而“出走”的决绝，以及由此生发的深沉别离之情。
放在现代，“西出阳关”后随时可搭飞机返回故土，“故人”也能天天现身手机屏幕，自然不必那么悲情地“更尽一杯酒”——正如马来西亚人“南越长堤尽乡亲”到新加坡工作或生活，地理的阻隔、亲情的牵念，都没有那么沉重。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塞夫丁最近公布的数据，无意外地掀起新马两地媒体广泛报道和民众热议：从2015年至今年6月这10余年间，共有9万7318名马国公民放弃国籍并入籍新加坡（注：没包含入籍其他国家案例）。值得注意的是，这数字比此前10余年（2006年至2016年）的5万6576人（含入籍新加坡和其他国家者）呈显著增长趋势，且其中绝大多数（88.1%）为华裔。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0年的数据显示，马国人才外流比率高达全国人口5.5%，远超全球3.3%平均数，是“人才出口大国”；这些因工作、生活等因素旅居海外的186万侨民当中，有约113万人常住新加坡，其他在澳大利亚、英国和文莱等国。
基于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的报告、社媒舆情和笔者多国旅居观察，马国专业人才外流长期呈现显著“推力—拉力”双重因素：内部推力包括制度性歧视、极端政治引发的社会动荡、教育资源不均、系统性贪腐问题等；外部拉力因素则来自新、澳等国提供的优渥薪酬、职业发展空间、优质教育、包容性社会等环境因子。
这种“推—拉”效应，在工程、金融、医疗、生物科技及资讯科技等高技能领域严重呈现。《2024年人才外流指数》显示，马国在全球175国中排名119位，表现看似可圈可点，实则反映一个特殊现象：大量流入的是农业、建筑业等低技能劳工，流出的却是高技能人才。相比之下，澳洲（175位）和新加坡（168名）因人才净流入而排名靠后。联合国《国际移民存量2024》更指出，新加坡国际移民人口占比高达48.7%，居东南亚之首，印证它作为人才中心的地位。
在马国人才外流的两大目的地——新加坡和澳洲之间，多数人选择前者；除了新加坡提供三倍多的薪资、低税率、高素质的教育、医疗和公交系统外，更得益于新马两国的地缘优势、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两地千丝万缕的文化、语言、历史渊源等因素。
根据澳洲2021年人口普查，马国侨民约18万人，是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大马国侨民聚居地。澳洲能在全球人才外流排名垫底，归功于优质的工作—生活平衡、高水平教育和医疗体系，以及高度包容的社会政策。不过近年它收紧移民政策，特别是针对应届专业人才的限制，增加移民难度。
公务体系平庸文化压抑人才
但在长期的“推—拉效应”下，马国终究是输家。
德国的瑙曼基金会在2017年研究报告《东南亚应对人才外流的三大策略》中指出，马国应废除过时的“新经济政策”，认为政策“虽立意良善，长期却造成重大伤害”。世界银行2011年的报告《马来西亚经济监测：人才流失》同样指出，华裔和印裔等非土著群体对“土著优先”政策深感不公，特别在教育、商业、房产等领域；这种“二等公民”感受和待遇，成为人才外流的主因。
然而，出于选票考量，马国政治领袖始终不敢推行更具包容性的政策，以免政治自杀。
这些国际报告鲜少提及的是，马国公务体系“枪打出头鸟”的平庸文化，导致许多海归人才被迫隐藏锋芒，不敢鹤立鸡群。笔者在海外遇到的许多马来精英也常坦言，不愿回国忍受“虎落平阳”的职场压抑。
马国需要有担当的领袖，去扭转人才外流趋势，彻底改革这种公务职场文化，并逐步废除种族政策，改以“需求”为导向的绩效制度取代之。
任何国家想要吸引海外人才回流，都必须先打造有助于卧虎藏龙的环境，让这些猛虎归山，毫无保留地施展所长、大展宏图。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分子遗传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