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在飞驰的京沪高铁上,看着邻座儿童吃着薯片,大眼睛好奇地四处张望,脸上表情变幻,笔者不禁想起2017年谈话节目《十三邀》中媒体人马东说的一段话:这个世界上只有5%的人有愿望去积累知识,了解过去,另外95%的人就是在活着,只是在生活,只不过这95%的人,今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媒体的权力……
马东的判断也许更多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社会学数据也未必精确。但有一点是切中要害的:这些“只是在生活”的大多数人,就像这位天真活泼的儿童,思维缺少现代科学和逻辑学的严格训练,他们更多是根据直觉和有限的经历,对历史做出判断。
中华民族在二战中与法西斯日本进行艰苦的14年战争,付出巨大代价,但是至今中国人似乎依然无法准确把握这段历史,尤其是对于大部分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似乎只有仇恨。笔者注意到最近上映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南京照相馆》,再次在民众心中掀起民族主义波澜,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影片相关评论区,又是一片喊杀喊打的恶狠狠言论。时不时,笔者也会看到一些新旧视频,显示在大洋彼岸的日本,也有一些学者和媒体对于法西斯时代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持否认甚至赞扬的判断。中日双方各自的历史认知,是否会映射到今天两国的政经关系中?在以后相当长时期内,这样的认知和内心深处的敌对情绪,是否会始终存在?
似乎没有人觉得这种情绪有何不妥,双方政客甚至偶尔根据“需要”,鼓励这种情绪发酵。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同样有着类似的迷茫,比如202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谈到与日本某些学者讨论二战有关历史时,也遇到隔阂:你和他谈南京大屠杀,他就和你聊长崎、广岛核爆。正像那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立场决定对历史的描述,立场即判断。
笔者认为,历史事实清晰且无可辩驳: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这些战争罪行在战后的东京大审判都有照片、视频、当事人的证词作为铁证。可笑的是,某些日本学者和媒体时不时跳出来辩驳说,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中国平民人数不是30万。仿佛统计数字少一点,就能免除日本民族的历史罪责。以今天的社会伦理看,这是一种无知和恬不知耻的思维模式,丧失起码的人性。
7月29日的《纽约时报》以“日本二战老兵最后的警告”为题刊登文章,采访今天依然在世的几名日本侵略军老兵,其中就有原731部队的士兵、今年95岁的清水英男,亲口描述自己在那个魔窟里看到的残忍人体实验。也许大部分日本老兵对战争罪行都保持沉默,带着这些罪恶走进自己的坟墓,但是他们和我们都知道,冥冥之中,罪行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对战争罪行的沉默,只会误导后代,让他们在未来再次陷入同样危机。这可以说是罔顾自己民族未来,是再次犯罪。
中日双方都应该认识到,历史罪责不代表现在和未来,但是对历史做出何种判断,却会影响民族的未来命运。随着时间流逝,再过10年,所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将进入坟墓。然而,我们都需要从那段黑暗历史中挖掘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有用的知识。忘却历史甚至明知故犯的罔顾历史事实,必将再次陷民族于相同危机之中。
中国社会则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做判断,不应仅仅只是聚焦在对外敌的仇恨,认为灾难只是外族强加的,而是要去发现这些历史灾难背后的形成逻辑。比如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血腥的淞沪会战之后,为什么当时作为中国首府的南京防线仅仅10天就崩溃?国民党政府首脑和前线指挥官等人是否也应该受到应有的谴责和审判?政客用外敌的暴行或者自然灾害来掩盖自己的无能,这是世界通用的伎俩。要知道,在两年后1939年的长沙保卫战中,同样的中国军队在国民党将领薛岳等人指挥下,历时两年零四个月,打得日军精锐丢盔弃甲。所以,1937年南京的人间惨案,是当时中日双方主政官僚和军阀共同造成的,他们的罪行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不能说对自己的民族犯下的罪行就可以另当别论,蒙混过关。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国家和政府是建立在人民为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让渡的一部分权利之上,人民以此换取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如果国家和政府无法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这个国家和政府就失去存在的必要。
这个理论已经成为所有现代国家政权正当性的基础。对于因政治上的失败而造成的灾难,政府官僚应该被追责。普通民众更应该关注政府官僚的行为,而不是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应该监督他们是否履行职责。我们从历史中不难看到,这些灾难几乎都是官僚集团人为造成的。但是人民却为官僚的愚蠢和贪婪付出财产甚至生命的代价。我们最近看到的前赴后继的中国官员贪腐也可见一斑,虽然没有穿马褂、头上没有金钱鼠尾辫(满清中国男子的丑陋发型),但这些人依然是中国旧式的传统官僚。
中国不能放纵“旧式官僚”为所欲为,在需要人力物力时就想到人民,在危机到来时就以“国家”甚至“民族”的名义牺牲人民,最终还把所有罪责都推卸到外敌身上。官僚集团以前鼓动人民骂元朝是鞑子、骂满清是鞑虏,现在鼓动人民骂“日本鬼子”,却拒绝反省古老的官僚制度中无可救药的弊病:高高在上,制度性的拒绝和排斥自下而上的人民的监督。
总之,在民族危机中,我们应该看到,也许人民面对的敌人并不仅仅是外敌。一直隐藏在中华民族内部、鬼魅一般的腐朽的官僚制度,也是危机的一部分。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