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现在》8月7日刊登李国梁先生《旧民间银会与票据公司》的回忆文章，讲述上世纪中期在新加坡尚未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时，华人社群如何通过银会与票据机制，来实现资金筹措与互助借贷的故事。
作为在新加坡20余年的新移民，我虽未亲身经历那个年代，但出于职业敏感和对这段历史格外好奇，在阅读文章后，进一步查阅资料，对“银会”制度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命运研究一番。
那是一段依托熟人网络与互助精神运作的草根金融历史，也是制度尚未成型时，社会自发构建信任机制的缩影。看似一段旧事，实则为当今制度建设提供宝贵参照：在信任尚未制度化的阶段，人们如何以熟人网络维持金融秩序？当制度逐步建立，信任又如何从“看人”转向“看机制”?
今天的新加坡已跻身国际顶尖金融中心之列，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产品创新与服务水准，更在于制度建设的持续性，以及对公众信任的有力保障。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制度演进轨迹，更是我这样的金融从业人士选择扎根于此，并将家业托付于此的理由。
所谓银会是一种基于民间组织的轮筹储蓄机制。参与者定期缴款，每轮由其中一人获得整笔筹集资金，用以满足大额支出需求。这种机制无法律契约、无外部监督，完全依赖组织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信任运行。票据公司则提供短期借贷服务，多以简单书面票据为依据，利率高但违约风险大。
在上世纪中的新加坡，银行系统尚未完全普及，基层民众很难接触到正式的储蓄和贷款渠道。银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空白中发展出来的“金融替代品”。然而，这种替代并不稳固。随着参与金额不断扩大，参与者结构复杂化，一旦组织者违约或成员失信，整个机制便可能崩盘。1973年政府制定《银会法令》，首次予以监管，也标志着金融活动从“人治”走向“制度化治理”的起点。
制度信任的转型：监管架构三重构建
回看今天的新加坡金融体系，最大特点在于信任来源已不再是“谁推荐”和“关系熟”，而是制度如何保障和监督。这种制度型信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的监管实践中形成的三重架构。
第一重是分类监管机制，将金融活动按业务性质严格划分。
从银行、信托、资产管理、保险代理到数码支付，每一类业务均须获得专属牌照，设定清晰经营边界。例如，资产管理公司须持有资本市场服务（CMS）牌照，不得越界从事未经批准的服务。这种“功能导向”的牌照制度，既提高监管效率，也明确机构责任。公众能通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官网，验证任何一家机构的牌照与受监管范围。
第二重是纵深监管与流程控制，确保每个环节“可查、可审、可问责”。
这包括客户尽职调查（KYC）、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监控（AML／CFT）、产品适当性匹配、风险披露义务、信托与基金托管要求等。在我日常接触的信托基金与家族办公室领域，这类合规机制尤为严格，结构设计必须有法律依据，资金流动须经独立托管账户，所有指令执行须留痕备查。监管的目的不仅是防范风险，更是通过流程规范提高信任透明度。对客户而言，了解一项金融服务的背后是否有合规流程支持，远比销售话术更具说服力。
第三重则是客户保护机制，构建制度下的权利保障路径。
一旦出现服务纠纷或产品争议，客户可以向金管局申报违规行为，或向金融业争议调解中心（FIDReC）投诉。调解流程独立于机构利益，强调程序公开与用户保护。这种制度设计，让金融服务在法律与道义之间形成责任闭环。
从熟人社会到制度社会：信任如何迁移
在银会制度下，信任源于熟人社会的直接认知；在制度化金融体系中，信任则建立在可验证的信息披露、可审查的流程监管，以及可追溯的责任机制之上。
举例来说，成熟的客户在评估一项投资产品时，并非仅依赖介绍人或朋友经验，而是查询提供机构是否持牌、产品结构是否透明、收费报价是否清楚、退出机制是否完整。监管制度已使普通投资者在信息与权益上，具备基本保障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型信任的可复制性与可持续性。银会虽能在小圈子内稳定运作，却无法扩展至陌生人网络或跨代信任；而制度型金融服务则可以跨地域、跨群体、跨世代地传递信任机制，使整个社会受益。
正因如此，新加坡能吸引高净值家庭和跨国企业在本地设立家办、投资基金及信托架构的关键，并非源自产品的多样化，而在于制度体系的稳健性与合规环境的可持续性。
制度信任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虚拟资产、家办、VCC基金等新型结构的兴起，新加坡监管机构也在不断更新规则。例如，金管局推出数码资产服务牌照、加强信托公司报告制度、要求基金结构更高透明度等，均体现监管对“可持续信任机制”的不断投入。
制度的核心并非限制创新，而是保障创新不会脱离责任约束。尤其在跨境资金流动、财富全球配置加速的当下，新加坡的制度型金融体系也承担着维护全球合规与地区稳定的双重角色。
银会与票据公司是新加坡金融史上一段注脚，也是制度建立前“民间金融自救”的尝试。它告诉我们：金融的核心不在于产品的多样性或工具的复杂度，而是信任是否有完善的制度支撑。
新加坡金融体系之所以被认可，正因为信任不再依赖于个人、情感或关系，而是嵌入在流程、法规与监管结构中。制度使金融回归公共服务本质，也使信任得以在社会中被继承、被放大。
从这一点来看，回望银会，并非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更深地理解新加坡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也理解它为何值得信任。
（作者是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负责人、信托规划架构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