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识形态划线而非基于国家利益和客观事实的“新冷战”思维，不仅损害西方自身经济效率、科技创新活力和民众福祉，更使对华政策从根基上就难以达成预期效果。
德国总理默茨上任后外交行程密集，唯独与中国的互动相对有限。表面看，这似乎是对中德关系的战略性“降温”。然而，细究官方披露的通话内容，双方均表达在全球挑战面前以伙伴精神合作的意愿，尤其强调经贸纽带的基石作用，并约定未来加强直接沟通以深化双边合作。
这揭示一个事实：德国并非忽视中国，而是基于战略优先级，优先稳固欧美同盟及协调欧盟内部立场，同时密切观察中美互动走向，毕竟这一互动对全球秩序具有决定性影响。
总而言之，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对华政策，始终是德国政府无法回避的核心课题。
德国对华长期奉行的所谓“贸易促变革”策略，植根于冷战时期的特定历史土壤。1960年代末，为应对东西方阵营尖锐对峙、特别是柏林墙构筑后的高压态势，西德领导层提出突破外交僵局的“新东方政策”，核心逻辑是尝试通过增加与东德及东欧集团的接触、交流和经济往来，逐步缓和紧张关系，降低军事冲突风险，并为身处冷战最前沿的德国开辟生存空间。
历史证明，该政策促成一系列重要协议的签署，包括放弃武力条约、便利人员往来和通信协定等，客观上为欧洲紧张局势降温作出贡献。
值得深思的是，初始目标主要聚焦于德国的“自我解困”和区域稳定，而非旨在颠覆对方政治体制。所谓“促变”更多是政策实践的意外副产品，且“变化”内涵并非单指向东方阵营，也包含西德自身外交策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这一历史经验被西方政治精英进行目的论式的重构与拔高，神化为一种普世有效的“灵药”——即通过经济贸易往来，不仅能获取商业利益，更能自然而然地引导目标国家走向西式政治体制。
难以摆脱的美国阴影
德国等美国盟友的外交自主性，长期受制于华盛顿的战略棋盘。对华关系的重大突破，往往须等待美国的“绿灯”。早在1964年，西德曾秘密与中国开启贸易协定谈判，却因美国基于自身战略考量（如越战背景）的强力阻挠而夭折。美国明确警告盟友，不得与中国建立实质性经贸联系。
转折点出现在1960年代末。美国基于地缘政治算计（利用中苏交恶、寻求中国在结束越战上的协助），由尼克逊总统开启对华接触。这一战略转向才为德、日等盟友解除对华建交的禁令。1972年，西德正式与中国建交。
一个常被忽略或刻意淡化的事实是：西德“新东方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其实也与美国政策的松动密切相关。在西德阐述“接触促演变”理念前夕，美国总统肯尼迪已公开宣布调整对苏战略，转向寻求“和平共存”。
同样，在当代背景下，德国与欧盟制定对华战略时，依然难以摆脱美国政策转向的深刻影响。欧盟提出的对华“复合定位”（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看似独立判断，但美国早已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定性为“长期战略竞争者”。有所区别的是，欧盟这次的定位不仅针对中国，也隐含对美国单边主义倾向的防范。
拜登政府上台后提出的“对内强化、对外结盟、对华竞争”三支柱策略，凸显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核心思路。德国现政府在美国回归传统同盟框架的背景下，在诸如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展现出紧密追随姿态。然而，在对华政策层面，德国仍试图保留一定的回旋余地。美国政治风向的剧烈波动，正迫使德国与欧盟严肃反思并加速推进战略自主的进程。
然而，德国在安全防务上对北约（实质是美国）的深度依赖，默茨固有的“大西洋主义”倾向，以及坚定支持跨大西洋联盟的立场，都构成在对华政策上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结构性障碍。
西方对华战略的深层困局
近年来，德国政府正式采纳欧盟的对华“复合定位”，并公开承认：过去那种寄望于通过贸易往来，实现经济繁荣又推动所谓“威权国家”内部政治社会变革的自由主义设想，已然失效。这实质上宣告“贸易促变革”策略在对华实践中的破产。德国及欧盟现行的“复合定位”政策，又折射出一种深刻的战略矛盾：既须要合作，又意图遏制。
合作的现实刚性：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命脉——从关键原材料供应、复杂产业链条、巨大消费市场到重要资金来源——已深度嵌入中国。然而，官方论述往往避重就轻，更倾向于强调气候变化等“价值观正确”的合作领域，刻意回避对华深度依赖的实质。
竞争格局的逆转：“贸易促变革”策略非但未能实现预设目标，反而遭遇强烈的反作用力。中国的制造业能力、科技创新活力、资本输出规模，已在众多领域形成强大竞争力，甚至在部分领域领先。西方试图引导中国变革的初衷，客观上可能刺激中国加速提升自身实力。
“对手”定位的焦虑底色：西方世界曾经的“制度优越感”，正被日益增长的“战略焦虑”所取代，对华采取的诸多限制性措施，普遍以模糊的“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这种理由虽包含对中国实力上升的切实担忧，但也常被用作实施保护主义、歧视性政策甚至破坏国际规则行为的挡箭牌。
模式竞争的隐形压力：中国发展路径所展现的效能，客观上为全球众多寻求发展的国家，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新选项。这种多元发展模式的存在本身，即对西方长期垄断的“历史终结论”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构成无形却深远的挑战。
西方对华政策屡屡陷入预期落空的循环，根源在于几个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
认知框架的傲慢与预设：政策制定基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视角”和“制度优越论”。在这种预设下，中国长期被期望扮演的角色是：价值理念的学生、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加工者、廉价要素的提供者以及西方商品的倾销市场。这种单方面预设的等级秩序，无法平等看待中国的发展成就和自主选择，自然难以构建真正互利共赢的关系。
对中国特质与韧性的严重误判：西方对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核心政治力量的战略定力与非凡适应能力，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普遍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尊重。
意识形态优先导致的战略短视与内耗：西方政治生态中频繁的政党轮替、多元（有时是嘈杂的）的智库声音以及高度政治化的媒体环境，常被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所主导。这极易导致对华战略判断失误、国内政策共识难以凝聚，以及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非基于国家利益和客观事实的“新冷战”思维，不仅损害自身经济效率、科技创新活力和民众福祉，更使对华政策从根基上就难以达成预期效果。
未来走向：务实与定位的再平衡。即使在“贸易促变革”理念主导时期，德国历届政府在处理对华具体事务时，普遍展现出高度的务实性。欧盟和德国新的对华“复合定位”看似繁复，核心实质可以简化为“伙伴”与“对手”双重属性的辩证统一。附着在“对手”之前的各种限定词（贸易、竞争、制度性）并非核心，关键在于其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面竞争能力的“对手”这一客观事实。
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将中国定位为“对手”，本身就是对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竞争等方面所取得成就和所具实力的一种变相承认。对比与中国体制有相似之处的其他国家（如越南），西方仅将它们视为供应链多元化的“替代选项”而非“制度性对手”，根本原因在于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尚未达到能对西方主导地位构成系统性挑战的“对手”量级。
西方对华政策的根本困境，在于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经济上深度相互依赖与战略上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并存；基于优越感的改造冲动与对中国特质和韧性认知不足导致的误判交织；意识形态驱动的决策与追求现实国家利益的需求时常冲突。这些结构性矛盾，是对华战略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深层症结所在。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