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科最大的失误或许正是没有创建自己的政党，导致良好政绩所积累的能力，未能转化为制度化的政党组织。待他意识到政党重要性并有意创建时，或许已错过最佳时机。
时下离佐科卸任总统尚不足一年，但印度尼西亚政坛上的种种迹象已引起“去佐科化”的讨论。这些迹象包括：佐科女婿波比的亲信卷入贪腐案被捕，波比也可能受传唤；由退役将领组成的组织呼吁国会启动对副总统吉布兰的弹劾程序，而吉布兰正是佐科长子。佐科在两届总统的10年任期内创下不凡政绩：大力推动雅万高铁、跨海大桥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全民保健医疗和受教育的政策，大幅减少贫困；任内经济保持年均5%左右增长，贫困率从2015年的11.2%下降到2024年的8.57%。
借助这些政绩，佐科也构建自己的政治家族，他的儿子、女婿纷纷步入政坛。然而，在与斗争派民主党决裂之后，政治家族的命运在后佐科时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家族政治盛行的印尼政坛，佐科创建政治家族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在政党政治时代，没有政党加持的政治家族或许无法持久。佐科的失误在于没有创建自己的政党，将自己的政绩转化为组织化的持久制度遗产。
素人出身的佐科以家具商身份进入仕途，始于斗争派民主党的招募，从推举他竞选梭罗市长到竞选总统，佐科的仕途生涯与斗争派民主党捆绑在一起。最初，双方合作源于相互吸引与需要。
对斗争派民主党来说，招募佐科并将他推向重要职位的竞选，看中的是佐科给党带来诸多益处。招募与培养政治精英，并将他们输送到政治体制之中，本就是现代政党最核心的职能之一。佐科的办事能力、亲民作风及广泛的民众支持，是斗争派民主党看中他的重要原因。随后，佐科的选举表现也证明斗争派民主党的选择正确，他先后在市长、省长、总统的竞选中获胜。
对于佐科而言，攀上斗争派民主党这棵大树是他进入仕途的捷径。斗争派民主党作为印尼老牌全国性政党，拥有成熟的组织网络、地方分支机构和广泛的基层动员能力。该党党魁为印尼国父苏卡诺之女美加华蒂，长期占据印尼国会第一大党位置。印尼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须由政党或政党联盟提名，且该政党或政党联盟须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于20%的议席，或高于25%的得票率。若没有斗争派民主党的加持，即使佐科人气再高，也无法突破总统选举的门槛。
?斗争派民主党与佐科的背离?
按照正常逻辑，总统与所在政党是相互成全的关系。除选举与任期内的相互需要之外，即便总统任期届满，在职期间累积的政绩也将作为政治遗产，转化为所在政党的口碑。政党尤其是老牌政党，就像一个能量蓄池——历任总统所累积的政绩都将汇入其中，新的候选人可从中汲取能量，以获得有效的政治托举；当然，若总统表现不佳，账最终也会记在所在政党头上，这对政党而言便是负能量。
佐科无疑是位优秀的总统，但他的良好政绩却未转化至斗争派民主党的“蓄能池”。在他结束第二任期后不久，斗争派民主党便将他开除党籍以实现切割；佐科在去年大选时，也未支持斗争派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而是转而支持大印尼运动党的普拉博沃与自己长子吉布兰的竞选组合。斗争派民主党与佐科为何会选择背离以致两败俱伤？
从一开始，斗争派民主党对佐科的立场便是既利用又防范。佐科高度亲民的形象和民意支持率，是他获得斗争派民主党提名的主要原因。但斗争派民主党具有浓厚家族色彩，美加华蒂自建党以来便是党魁，并有意培养自己的女儿普安接班。普安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远逊于佐科，这才使得美加华蒂不急于推举女儿，转而支持佐科参加2014年总统竞选。
但佐科在斗争派民主党内的根基并不深，而党竞选团队的负责人是普安。普安公开表明反对提名佐科参选，拒绝在资金、人员和基层组织层面提供支持。在此情况下，佐科在竞选过程中依赖更多的是志愿组织，而非党机器。这一裂痕为双方日后关系的破裂埋下伏笔。
虽然在竞选中未提供充分帮助，但在佐科当选总统后，党魁美加华蒂却希望强化对佐科的控制。她多次在公开场合将佐科定义为“党的干部”，表明要以党内关系定位佐科，尤其要在组建内阁的问题上发挥更大影响力。佐科作为总统，自然希望摆脱党的控制。党政冲突使佐科与美加华蒂的关系始终紧张，直至他卸任后被开除党籍。
?佐科的盘算与失算?
斗争派民主党对佐科的防范与控制，促使他开始积极创建自己的政治家族，以此巩固政治影响力。2020年成为佐科政治家族崛起的关键一年：吉布兰在梭罗市市长选举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梭罗市作为印尼重要城市，市长职位具有显著的政治影响力。
吉布兰的当选不仅延续佐科家族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也向外界展示佐科家族在地方政治中的崛起态势。同年，佐科的女婿波比也在棉兰市长选举中崭露头角，顺利当选市长。波比的胜利进一步拓展佐科家族在地方政治的影响力范围。
更重要的是，佐科在2024年将吉布兰推向副总统的位置。副总统职位在印尼政治体系中具有较高重要性，若吉布兰当选，佐科家族将在国家层面拥有巨大的政治话语权，实现从地方到中央政治影响力的全面跃升。这一系列举措清晰展现佐科创建自身政治家族的实践路径——通过家族成员在不同层级政治岗位上的布局，逐步构建起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家族体系。
但不容忽视的是，佐科家族成员（如吉布兰、波比）此前都是通过斗争派民主党的平台参与选举的。这个优势在于无须从零开始组建竞选团队、建立地方人脉或筹集基层支持，大幅缩短政治资本积累的时间成本。但局限在于，过于依赖斗争派民主党，使佐科家族成员缺乏可控的传承机制。如今佐科、吉布兰、波比均已被开除党籍，家族成员面临“失去平台”的风险。
佐科最大的失误或许正是没有创建自己的政党，导致良好政绩所积累的能力，未能转化为制度化的政党组织。待他意识到政党重要性并有意创建时，或许已错过最佳时机——佐科今年2月才在一次访谈中提出有意创立开放式政党，由党员直选党魁。目前，佐科家族能掌控的政党仅有印尼团结党，但该党在去年大选中的全国得票率仅2.8％，低于进入议会所需的4％，显示影响力仍十分有限。
未创建自有政党使佐科家族缺乏独立的组织根基和长期发展规划。相比之下，创建自有政党可通过系统培养基层党员、构建地方分支网络、制定长期选举策略等方式，形成更稳固的政治根基，还能为家族政治提供制度性传承路径，如通过党内青年组织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制定家族成员的阶梯式晋升计划等。
从这个案例得出的重要启示是：作为组织的政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即便人事布局再精心，若缺乏政党的长期支撑，个人的良好政绩与离任后的影响力终将消散。反观美加华蒂、尤多约诺、普拉博沃等老牌政治家，他们均掌握自有政党，通过政党实现家族的持续存在。
生活在前政党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指出，强者若想持久掌握权力，须将“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在政党时代，这句话应修正为：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可能持久掌握权力，除非他建立一个政党，把自己提升为政党领袖，把追随者转化为政党成员。
作者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