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的命运，以及全球稳定的未来，将取决于领导人是否坚持追求和平而非对抗。
刚刚闭幕的北约海牙峰会正值局势异常紧张之际。自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欧洲搭美国国防开支便车的一再指责，引发人们对大西洋联盟状况的严重担忧。他在峰会召开前三天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决定——在跟以色列协作且并未知会北约盟国的情况下——则只会加剧这些忧虑。
特朗普对伊朗的打击唤起人们对九一一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行动的回忆，当时北约将自身角色从应对常规军事威胁扩展到反恐行动。虽然北约支持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但双方在入侵伊拉克上的分歧却要大得多，原因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由此产生的裂痕，促使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老欧洲”和“新欧洲”做了有争议的区分。
但是，目前的局势更加令人担忧。与2003年不同的是，当时美国至少努力与盟国协商，而现在特朗普却把盟国蒙在鼓里。他没有提供任何可信证据来证明攻击伊朗的正当性，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也反驳特朗普关于核威胁迫在眉睫的说法，而且在几天前还表明，没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在“系统性地”发展核武器。
令人吃惊的是，许多北约领导人都是在袭击发生后才得知此事。通过排挤北约，特朗普实际上将它降级成一个被动旁观者，破坏它的各项核心原则，并预示着全球外交的危险转变。试想，如果伊朗将土耳其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目标，有可能将土耳其拖入战争。倘若发生核泄漏，危及土耳其平民，那又该谁来承担责任？
尽管以色列和伊朗都接受特朗普宣布的停火协议，但北约成员国却在完全没有收到警告的情况下，落入危险境地。这对土耳其来说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这个与伊朗接壤的国家，极易受到地区局势升级的影响。
特朗普的行为危及北约的集体安全。毕竟，我们无法保证以色列不会违反停火协议，正如它3月在加沙所做的。北约成员国现在必须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其他国家可能会因某个成员国发动单边军事行动而被置于危险之中，联盟还能存续下去吗？
美国可能有合法证据证明伊朗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者正打算这样做。但如果确实如此，正确的做法应是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证据，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又或者是，美国大概认为伊朗不会报复，并将这次袭击视为迫使它回到谈判桌前的一种方式。但两国之间的谈判其实在以色列出手破坏之前，就已经准备恢复了。第三种解释虽更加偏激，但也可能是真的：这次袭击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残酷战争的注意力。
无论哪种解释属实，特朗普的行动都可能对北约产生深远影响，而它的未来可能取决于领导人的应对手法。例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必须明确指出，地区不稳定局势对北约集体防御态势构成的风险，尤其考虑到土耳其毗邻伊朗的状况。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他们的国家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则可以在加强北约与联合国之间协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同样，德国总理默茨将在塑造北约—欧盟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挪威首相斯特勒和芬兰总统斯图布则可以帮助重振外交，恢复北约的道德指南针。归根结底，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工作成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领导人能否致力于奉行理性、守法的安全政策。
即使在眼下的伊朗危机之外，北约也正处于十字路口。海牙峰会最终可能会被视为一个决定性时刻——决定北约能否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防务组织，立足于成员国的共同关切和贡献，还是注定沦为美以战略利益的工具。
如果我今天还在任，我会利用这次峰会强调以色列日益严重的侵略行径，以及土耳其作为地区唯一北约成员国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我会质问特朗普在他的“美国优先”等级体系中，北约盟国如今是否排在以色列这个非成员国之后。任何愿意提出这个问题的领导人，都会采取有原则的立场，反对鲁莽的军事冒险主义，而且可能会协助拯救这个联盟本身。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因反对美国干预，而被视为“老欧洲”的代表。如果他们的警告能得到重视，战争的灾难性代价或许可以避免，而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也可能不会像现在这般巨大。
历史证明，在穷尽一切外交途径之前发动的战争，会导致所有相关方陷入毁灭。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错误计算冷冰冰地提醒着我们，发动战争容易，结束它却要困难得多。
今时今日，鉴于特朗普的行动有可能进一步腐蚀来之不易的国际法，欧洲领导人必须予以反击。如果北约不能维护法治，就有可能丧失它作为全球安全基石的作用。北约的命运，以及全球稳定的未来，将取决于领导人是否坚持追求和平而非对抗。
作者Ahmet Davuto?lu是土耳其前总理（2014年至2016年）和外交部长（2009年至2014 年）
英文原题：NATO’s Trump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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