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个月后，中国官媒本星期一（6月30日）再次报道了中共政治局开会的消息，会上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顾名思义，这份《工作条例》的重点是规范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就是对“小组”、“委员会”等具神秘色彩的临时机构的运作做了规定，包括明言要求不得“替代”和“越位”。可惜中国与西方媒体的相关跟进与报道都很少，相信因为信息披露得太少，大家很难有凭据地分析。
话说，中共政治局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这虽非强制规定，也没有规定每开会必公布，但官媒今年5月都不见政治局开会的消息，就引起了外界各种猜测。本周一是6月的最后一天，官媒报道政治局当天开会了，会议循例由国家领导人主持，讨论了一些事项，但官媒只报道了一件，那就是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
《工作条例》全文也没有公开，只有新华社报道的两段文字让人略窥一二。据报道，制定出台这份《工作条例》，是为“进一步规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发挥好对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能作用”。
政治局指出，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务求实效。其中，“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这句态度鲜明的表述，引起一些境外中文舆论关注。
追溯起来，中共设立临时机构以协调决策，早已行之有年。1930年代毛泽东就曾以“三人军事小组”统一对红军的指挥。党史学者称，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就充分运用“小组思路”，其间中共也成立了不少临时机构（或称非常设机构）。
建国后，中共这类临时机构就更多了，包括1950年代先后成立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小组、中央外事小组等。中共中央也在1958年发布通知，明确小组直属中共政治局和书记处。到了2008年，“议事协调机构”这一称谓开始固定化，并逐渐受到行政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这类临时机构因相对容易增设，也就越来越多。据2014年中国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发现至少有18个“中”字头小组。
2018年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同年把多个“领导小组”升格为“委员会”，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外事工作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主任多数是国家领导人，但据港媒报道，网信委主任在2024年由政治局常委蔡奇接掌。
专家分析，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是部门分割管理，各管一摊，分工又细，成立“小组”“委员会”就成了领导人集权、推进决策落实、避免政出多门的趁手工具，有利于快速处理复杂问题。而由于“小组”“委员会”属于临时机构，并不见于组织机构名录，成员甚至组长身份也不一定公开，也就更便于运作和掌控，但也让中共高层决策显得更不透明、制度化程度不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局为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立规矩，对于发挥其优点，提升制度化水平具有正面意义。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被要求“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要“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其实是界定它们只负责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与督促落实，并不负责执行。执行层面交由具体的部门落实、“施工”，形成政治决策与执行的分工和分界。持正面意见的评论者认为，这就是具中国特色的决策机制，随着它的运作更规范化、机制化，不但能保证高层“集中统一”领导的持续性，还能减少人治色彩，甚至有助于未来的接班稳定性。
中共高层这些年一直在出台各种内部条例，官方认为这反映中国的政治更定型、更规范化，而中国语境下的“规范”与西方政治学有颇大差别，对“决策协调”与“权力制衡”的不同侧重是两者差别的其中一方面；对透明问题的态度则是另一方面。然而，中国政治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也是现实。近期解放军反腐力度强烈，罕见的政治局人事调整引起高度关注甚至浮想联翩，但至今许多非常戏剧化的传闻，目前也还只是传闻。在信息越来越不透明的环境里，如何继续冷静地观察中国政治发展，始终是观察者的一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