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家不老，是因为他们拒绝重复自己。他们不断调整自己的提问方式，改变写作的坐标，从个体走向世界，他们的写作，始终向着成长的方向。
在新加坡华文媒体集团主办的“城市阅读节2025”系列活动中，有两位长者特别引人注目，她们是来自台湾的龙应台和来自上海的王安忆。如果没有人提起或没有上网搜索，谁也不会想到，她们一个已经73岁，一个已经71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古话好像也和她们没什么关系。她们不仅在公众面前的造型十分有活力，而且思维敏锐度以及始终走在时代前面的先锋性，也让不少年轻人深感佩服。
龙应台是新加坡读者熟悉的作家，这次她带来的新书是《注视》。她说，人类在“物种中心主义”这种固化的意识形态中，总是不自觉地以人为中心，以人的需要为中心，忽视其他生物，似乎万物的存在都只是服务于人的需要。
正是这种自我中心把“人”放大了。她呼吁人们回到对万物的“注视”上，才会有新的发现。在她的“注视”中，她养的鸡都有了名字，她观察到养的鸡“元帅”和“桃子”的爱情，观察到鸡也有情感，也有孤单和落寞。她还通过一些影片揭示人类的残忍。人类对万物命运那种生杀予夺，非常值得反思。
在答问时，她提到有人说她以前关注政治、国族命运这些“大”的东西，现在关注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小”，她不同意。她说，现在关注的东西实际上是“更大了”，这些动物、生态、环境是更大的命题。
如果说，作家不老有秘诀，我猜那是因为她们一直在更新自我，一直有新的追求。无论龙应台还是王安忆，即使年届70，仍不断生发新想法，不断给读者带来新鲜感。王安忆很早便在文学界成名，从《小鲍庄》到《长恨歌》《天香》，写出很多有时代感的小说。她这次出席活动时，非常谦和，一开始就表达出自己依然有想要追求的目标，觉得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那种写作境界，是自己未能达到的。
在讲座中，她还真诚讲述自己创作最新长篇《儿女风云录》的历程。她说，在每个时代里都有一些人是无法归类的，无法被归为“知青”“知识分子”“农民”以及任何一种我们已经命名的人群。她想要探索的，正是这些不典型人物的面貌，人物的蜕变，以及历史如何微妙影响着他们的命运。这让我想到她的一部长篇小说《遍地枭雄》，她在后记里说，她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探索一个普通人从日常生活熟悉的环境中抽离出来之后，在被劫持的极端环境中的变化。她始终在探索人物与人性，但是又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
在这次演讲中，王安忆说，她年轻时写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想要脱离人物、情节这些框框去写小说，后来她还是回归到人物上。小说最重要的是选择什么样的人物，人物又怎样发展蜕变，这些话一点都不新鲜，但最震动我的是，她眼中的“人物”，早已超越类型、身份与传统意义上的主角设定。她关注的，是那些边缘的、沉默的、不可归类的人，是生活在时代褶皱里、不被标签、不被命名的人。正是这些“异类”，构成王安忆小说人物观的“新”。她不满足于描绘人物的命运，而是追问人物与时代的张力——他们如何挣扎、妥协、放弃或在无声中对抗，如何慢慢蜕变出一个新的自己。她笔下的新人物，不是被奇观化的他者，也不是大历史中的牺牲品，而是构成一个能照见时代盲点的人性切面。她也不再仅仅追求文学的形式创新，而是回到小说最基本的出发点：以想象之力，抵达那些未被语言触碰的人。虚构，于是变成理解现实最真实的方式。
我们常以为写作如同人生，总有高峰与衰退。但作家却用自己的实践，悄然打破这个线性假设。王安忆的“新”，在于看见那些沉默的生命，并在他们与时代的互动中，探索文学的伦理和可能，不是塑造典型，而是发现复杂性。龙应台也在悄悄转身，从最初振聋发聩的公共论述，到近年对生态、对山林、对物种消失的书写，她用笔把人带进对广阔世界的新理解和更深层的文明反思。这种持续更新的视角，正是她们不老的秘密。
新加坡其实也有不少高龄而“不老”的作家，其中喜爱旅行的尤今，仍然在不断出版新书。她似乎一直在路上，面对不同文化，理解不同人情；她的每一篇文章都不是观光式的浏览，而是跨越语言、边界与偏见的生活经验。这种不停出走的姿态，正是她不断生发新叶的源头。
这些作家不老，是因为他们拒绝重复自己。他们不断调整自己的提问方式，改变写作的坐标，从熟悉的地景走向未知，从确定走向模糊和复杂，从个体走向世界，他们的写作，始终向着成长的方向。一个作家不老的秘密，或许就在于，总是愿意重新学习，重新看见，重新出发。
（作者是前媒体人、童书创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