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英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游走于微妙平衡之间。然而，没有哪位战后英国首相像斯塔默一样，在以色列问题上面临如此复杂、敏感且风险巨大的挑战。对斯塔默而言，这是一场真正的走钢丝表演：一旦失衡，就可能引发选民流失、党内分裂，甚至动摇执政基础。
这种困境不仅关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长期冲突，更根植于英国的历史角色、国际地位的衰落、对美国的外交追随、工党内部的深层分歧，以及如何平衡犹太与回教选民的多重考量。
1917年，英国政府通过《贝尔福宣言》，首次公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被以色列视为合法性的国际基础，却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失去家园的起点。这一文件不仅为以色列奠定历史合法性，也为英国在中东长期的尴尬处境埋下伏笔。
人权、工党与“科尔宾阴影”
纵观历次中东战争，英国的态度始终在“道义价值”与“战略利益”之间摇摆。1948年，英国表面中立，暗中倾向阿拉伯国家；1956年苏伊士危机，英国与法国、以色列联手对抗埃及，因遭美国和苏联强烈反对被迫撤军，导致全球影响力骤降，自此转向追随美国。冷战后，英国逐渐靠拢欧洲式多边价值观，对以色列批评增多，但在关键安全议题上依旧谨慎。
人权长期是西方外交的核心支柱，尤其在美国前总统卡特之后更为突出。即便如此，面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人权”几乎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犹太社群强调以色列安全是人权保障的核心，而回教徒及支持者则将加沙平民的生存权视为迫切的正义。更复杂的是，主流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选民，也常因媒体画面和舆论而态度摇摆。
这种矛盾在工党内部尤为明显。2015年，科尔宾出任党魁后大幅左转，积极支持巴勒斯坦并严厉批评以色列，引发强烈争议。他虽然受到部分进步派和回教徒社群欢迎，但工党也因此背上“反犹太主义”的污名。2019年，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EHRC）启动对工党的正式调查，并于2020年发布报告，指出工党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处理存在严重失误，破坏犹太选民对工党的信任。
斯塔默接任后，试图与极左路线切割，重建工党内部秩序，修复与犹太社区的关系。他大幅调整高层，强化纪律，并专门设立机制处理反犹问题。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斯塔默最初坚持“以色列有自卫权”，在党内压力和媒体舆论的双重冲击下，才宣布暂停部分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并对部分极右翼以色列部长实施个人制裁。
以色列的安全主义与“现实主义”逻辑
以色列的安全战略核心是“现实主义”——国家安全高于一切。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随后双方陷入持续冲突，导致加沙地区被大规模摧毁，平民死伤惨重，哈马斯的领导层和军事能力遭到重创。
战事后期，以色列将重点转向真主党，意图彻底瓦解伊朗长期支持的“抵抗轴心”网络。几周前，以色列更罕见地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这是20多年来首次。内坦亚胡政府认为，这是清除地区威胁、维护绝对安全的必要一步。
对此，斯塔默虽然对以色列在加沙行动的态度趋于谨慎，但在以色列对伊朗的行动上，他并未公开谴责，只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试图避免激怒以色列及支持者，同时保持与美国在对伊政策上的一致。
英国对美依赖由来已久。冷战结束后，“特殊关系”逐渐成为英国外交主轴，战略安全、经济、情报领域都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终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这些行动彰显对多边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在拜登任内，美国几乎全面重返这些国际机制，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理念对盟友依然产生长期阴影。随着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单边主义在“特朗普2.0”再度抬头，英国不得不重新面对如何在对美依赖与自身道义外交之间求取平衡的问题。
斯塔默不仅要维持与特朗普政府的合作，保障北约安全和英美情报共享，还须在伊朗核议题、以色列政策等敏感领域，避免与华盛顿公开对立。这使得他在中东政策上无法完全依照人权标准行事，而是必须兼顾战略现实与党内压力。
纵观历史，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早已从殖民时期的绝对主导，退化为依赖美国与欧盟协调的有限角色。如今，英国再无独立左右地区局势的能力，而必须在道德、法律、选民诉求、党内团结与战略现实之间，找到极窄的平衡点。
人权问题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工党内部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对特朗普新任期的外交适应，都让斯塔默在以色列议题上如履薄冰。他既不能让亲巴勒斯坦的选民与党员彻底失望，也不能失去犹太社区与中间选民的信任，更不能因过度批评以色列而激怒美国，尤其是对英安全保障至关重要的特朗普政府。
这根钢丝，是英国过去几十年的首相面对中东问题时从未如此细、如此险的平衡路径。对斯塔默来说，这不仅关乎选票，更关乎英国在后帝国时代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国际角色，如何在价值观与现实之间，找到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作者是定居英国的双语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