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努力工作之后能问心无愧，这当中既有辛苦也有幸运。不因须要工作而工作，而因被需要而工作，数十年得以与时并进，累积一生功业。可能这就是“辛”和“幸”二字如此接近的原因吧：一点是辛苦，十分是幸福。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卸任访问。
在月初结束的全国大选前，人民行动党的三位元老级人物宣布引退，副总理王瑞杰和国防部长黄永宏的卸任访问，在过去两周内先后刊登。英文媒体借用职场词汇，称之为“exit interview”，但这当然不是人事部例行的离职面谈。
40多年的智慧浓缩在几小时的访谈中，“问心无愧”是对毕生事业的综述。年轻同事在制作访问视频时感叹：“哇，40年。”是啊，对于职场新人来说，40年大概像一个世纪。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退休时成就一种功德圆满。这对普通人来说已非易事，作为政治人物，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谢幕时坦然说声我有尽全力，更不是理所当然。
黄永宏受访时说，在新加坡，政治是一条让想要服务社会的人感到有意义的路，在可以帮助到国家的同时，也不必妥协自己的理想。这番话，道出新加坡制度中某种弥足珍贵的价值。
不是说新加坡政治文化是完美的，毕竟有政治的地方就不是净土，但这里至少没有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龌龊不堪。在这里，“鞠躬尽瘁”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可笑。这也是为什么，在本地语境中，媒体鲜少用“政客”来形容政务官。鞠躬尽瘁也不是执政党的专利，反对党中也有已经卸任甚至离世的前党魁，担得起这个形容词。
功成身退，需要时间的积淀。任何一份工作，做一天也可以“问心无愧”，但这和做一辈子的“问心无愧”，分量不同。在工作和生活的方式与意义都被重新思考的当今社会，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一份职业，在不远的未来，会否成为绝响？
在今年的选举中，多名仅服务一届的国会议员没有再参选，出现历来最多的“一届议员”。个中缘由，外人不得而知，但这或许预示着某种新常态已在形成。
任期长短无关对错，和所有雇佣关系类似，都是一种双向选择——雇方可以换个人做，佣方也可以换个事做。
事实上，“退休”一词本身都已重新定义。近年来，年轻上班族开始流行“微退休”（micro-retirement），也就是不必等到六七十岁才享受退休生活，而是在职涯中每隔几年，就休数月甚至数年的大长假，提前体验“退休”生活。
以前人说退而不休，而今可以未老先退。新的世代似乎活得更自我，我的人生我做主，既然不能以天或星期为单位来平衡工作与生活，那就以一生为单位自行切割吧。工作是自我价值的体现，但身心灵同等重要。
的确，鞠躬尽瘁不是没有代价的。从中风大病康复的王瑞杰受访时提到，内阁工作必须全力以赴，对身心耗损非常大。别说是高强度的内阁工作，任何一份工作，“全力以赴”都难免要牺牲很多。
工作究竟是倾注一生的使命，还是丰富人生的体验，要看个人价值观。眼下，一般人都有大概40年的职涯跨度，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职场人，这个区间今后只会更长。
除了退而不休、未老先退，也有一类人是未退已休。日本《朝日新闻》曾在2020年冠病疫情席卷全球前，长时间深入报道老龄化社会的职场现象，多篇专题特辑后来成书《无退休社会》。其中，在日本讨论度最高的，是一个相当怪异的词：“妖精大叔”。
“妖精大叔”是指坐等退休、得过且过的员工，这个词的来历令人哭笑不得。根据该书中文版的举例解释，具体行为表现在：早晨7时到公司打卡后，去食堂吃掉便利店买来的早餐，再悠哉翻一两个小时报纸，9时再悄悄回到工位，装模作样做工，还会只用食指打字的“一指禅”。“因为只有早晨那几个小时能看到他们，所以叫他们妖精大叔。”
放眼由中老年男性主导的日本职场以外，相信世界各地的“妖精大妈”也不在少数。抛除很容易产生的价值判断，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职场代际更迭的无情，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不负责任。每一个“妖精”可能曾经都是埋头奋斗的青年男女，只是如今灵魂被消耗，却因生计而不能转身离场。
所以说，40年努力工作之后能问心无愧，这当中既有辛苦也有幸运。不因须要工作而工作，而因被需要而工作，数十年得以与时并进，累积一生功业。可能这就是“辛”和“幸”二字如此接近的原因吧：一点是辛苦，十分是幸福。
说到底，每一份有挑战的工作，都有侵蚀灵魂的时刻，也有滋养灵魂的光阴。
就像黄永宏提到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跟他说过的，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名言，不只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最佳概括，也映照生活与工作、生命与职涯的取舍。身处两者之间的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完美，而是现实。
（作者是《联合早报》影音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