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中美联合声明》标志着两国就持续已久的贸易战达成一定共识，同意对部分商品的关税显著调整。这一重要进展不仅为紧张的双边贸易关系带来缓冲，更深层揭示在全球经济变局，特别是美国推行所谓“去风险化”策略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所展现的复杂动态和强大韧性。
此前一些由美国发起的单边激进关税措施，意在调整甚至削弱中国等一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角色。但实际结果是，这类措施未能如预期般彻底重塑全球价值链格局，反而因扰乱供应链，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贸易成本，对部分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构成压力。因此，中美寻求通过对话缓和紧张局势，调整部分关税壁垒，也体现双方对市场规律和供应链现实的重新考量。
在过程中，全球价值链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迂回价值链”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尽管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可能因政策壁垒受阻，但通过第三方经济体的间接贸易联系反而可能增强。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尤其在关键的中间品供应环节，依然占据难以轻易替代的地位。市场主导的供应链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更倾向于通过灵活调整和适应，而非轻易断裂。
当然，“迂回价值链”的兴起也带来新的挑战与复杂性，例如供应链条的延长、物流成本的潜在增加，以及贸易对这些中间经济体政策稳定性与监管环境依赖性的增强。这并非美国“去风险化”战略的简单胜利，而是全球化深度发展背景下，市场力量与政策干预之间复杂博弈的直接产物。同时也要看到，即便中美经贸关系出现阶段性缓和，双方之间部分既有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可能依然存在，预示着全球价值链的运行环境已然发生结构性转变，进入一个整体贸易保护水平有所抬升的新常态。
面对此种局面，中国这类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经济体，应对策略也体现对全球价值链规律的深刻洞察与运用。例如，通过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在涉及关键资源及非关税壁垒等问题上采取灵活策略。这既是巧妙运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节点上所拥有的战略筹码，也是为了在新的全球经贸格局中，稳定和优化自身在全球及区域价值链中的战略地位。
从更宏观层面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此轮重构，可能正催生全球化呈现“双轨制”的一种趋势：一方面，在高科技、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领域，一些国家政府正积极推动供应链的“友岸外包”，或加速构建本土化替代，以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主权；另一方面，在非战略性的商品领域，成本效益原则以及那些即便经过迂回调整，却依然高效的全球价值链，仍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主导国际贸易格局。
所谓的“去风险化悖论”，也进一步印证全球价值链的这种复杂韧性。即便是美国等试图通过转移供应链来实现对华“去风险”的努力，结果往往并非彻底切断与中国经济的深层联系，反而可能只是延长和复杂化原有的价值链条。中国与墨西哥、亚细安等的中间品贸易额显著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恰恰又是美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中美贸易战中“战争中转站”的角色。这便是此悖论的生动体现，也揭示基于市场效率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强大惯性和生命力。对中国而言，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在关键技术领域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适应乃至塑造未来全球价值链演变趋势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看，近期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博弈，可视为全球价值链在巨大外部压力下重构与调整的重要缩影。它揭示单边政策试图强行扭转全球价值链固有格局时，所面临的现实局限，展现市场力量驱动下，全球价值链具备的惊人韧性与灵活适应力，同时也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角色和积极的战略应对。这一切都意味着，未来全球价值链的演变，将是一个更加复杂、多层次，并深受经济、政治、技术等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长期动态过程。
（作者是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