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我一直在定期评论特朗普议程的各个方面，以及它对美国、金融市场和世界其他地区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一议程引发不少混乱，但鉴于总统的政策制定“手法”粗笨且反复无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意料之内的。
正如我在2月和3月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其他经济体可能会通过提振内需、减少对美国消费者和金融市场的依赖，来应对特朗普的侵犯行为。如果说目前的混乱局面尚有一些积极之处，那就是欧洲和中国已开始寻求这种改变。德国正在放松“债务刹车”并允许实施急需的投资，而中国据说正在研究各类刺激国内消费的选项。
对于所有依赖国际贸易和市场的国家来说，即便能说服美国收敛贸易战政策，作出新的贸易安排显然也很有必要。许多国家已在想方设法增加彼此之间的贸易，同时针对迅速增长的服务贸易签订各类新协定，以降低非关税壁垒。
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几乎与美国一样大。再加上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自愿联盟”的其他参与者，这些美国昔日盟友可以抵消特朗普造成的大部分损失。同理，如果中国能与印度和其他较大型新兴经济体密切协调，重新设计“一带一路”倡议，也可能产生变革性效果。
这些举措将减轻美国关税政策和威胁的影响，但想实现可不容易——如果容易的话，早就实现了。当今的贸易和金融安排包含各种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任何有利于中国的现状变化，都将受到特朗普政府阻挠。
因此，重要的是，其他大型经济体如何刺激内需、动员投资和建立新贸易纽带。在布鲁塞尔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和荷兰央行最近主办的“全球化与地缘经济碎片化”研讨会上，我再次意识到，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究竟失衡到什么程度。对2000年至2024年的年度名义GDP数据进行的简单分析显示，美、中、欧元区和印度合计贡献全部增长的近70%，而美中两国又几乎占据其中的50%。
这一发现进一步凸显一个事实，即美国的关税威胁必须以其他地区更高的国内需求来应对。但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唯一能凭一己之力将自身需求和进口，提高到足以弥补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流失份额的其他国家，就是中国。
但是，如果中国并不是单打独斗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欧洲人已在采取措施，以既有利于欧盟经济，也有利于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方式增加投资和国防开支。当然，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快于许多国家，这表明它具备出台更多国内刺激措施的一定空间。如果这些经济体都能在各自的政策上互相协调呢？
这种协调可能无法产生2009年伦敦二十国集团（G20）协议那样的全球影响——协议引入广泛的全球改革和新机构，以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后果。但如果这些国家能向其他国家发出信号表明，它们正在进行某种磋商，以协调经济政策并推进共同目标，这可能会产生相当积极的影响。
最后，布鲁盖尔研讨会上的另一项内容让我思索良久。布鲁盖尔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萨皮尔在会上展示一张图表，重点指出日本的崛起（1990年代，日本GDP增长到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与当前中国崛起之间的相似之处。如同现在一样，当时美国最担心的是自己会被“超越”。但美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保住名义规模最大经济体的名头，还是为国民提供财富和繁荣？
这两者并不一定是一回事。美国现政府没搞明白的，是其他国家的增长和发展，可以让美国人自己变得更加富裕。也许有一天，美国人能选出能够理解这一基本经济观点的领导人，但现在，他们似乎注定要经历多年的动荡和持续不确定性。
作者Jim O’ Neill是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英国前财政部长
英文原题：Who Will Drive the Post-American Glob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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