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也是全球两个最大核国家的领导人，自2021年以来的首次会面。但如果特朗普真的想要实现美国优先，并留下作为一位和平缔造者的政治遗产，他就应该把核军备控制放在议程的重要位置。
特朗普本人已暗示须要做些什么。在第二任期开始一个月后，他就试图说服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缩减核支出。他指出：“我们没有理由建造全新的核武器。我们已有这么多核武器了。”然而，7月时他却批准大幅增加美国国防部对核力量的拨款；仅仅几周后，为了应对俄罗斯的核威胁，他又宣布将美国核潜艇派往“适当地区”。
特朗普担心新一轮军备竞赛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所提到的，建造更多弹头并不能为美国的未来保驾护航。虽说冲突总会重燃，武库总会重建，但我们不能通过轰炸来实现和平。我们须要制定一条不会让人类的存亡悬于一线的路径。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名留青史。
特朗普现在就可以采取一些务实可行的措施，着手建立这样的遗产。今年7月，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核专家在芝加哥召开会议，确定一些可以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降低核冲突风险的措施。
由此制定的宣言得到12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支持，呼吁各方立即行动起来，加强保障监督，防止误判，并阻止滑向新一轮军备竞赛。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周年纪念之际，此宣言连同一份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用世界上首次核受控链式反应所使用的石墨砖制作的铅笔芯——被一并呈交给教宗。然而，落实我们的建议不仅需要美国的参与，还需要美国的领导。
我们的建议包括一个两人规则。目前的决策过程意味着，在太多数情况下，美国总统将只有10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做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但这些情况是可以避免的。我们须要保障措施来减缓做出发射决策的速度，并防止一场贸然的核交战。
举个例子，如果特朗普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在做出这一决定时，必须有另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在场，那他就会建立一个几乎不可能被继任者撤销的保障措施。如果他启动这一进程，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很快就会跟进，因为减少核弹发射的仓促性也对它们有利。
另一项建议是重启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正式军控会谈。随着核扩散的加剧和军控条约的到期，参与者越来越多，规则却越来越少——这可是一个危险的组合。特朗普已申明，希望重启与俄中两国的核军控谈判，并认为美国投入核武库的巨额开支（未来10年将近1万亿美元），其实能有更好的用处。但要取得成功，他必须以身作则，并把习近平和普京都带到谈判桌前。他还必须尽快这么做，因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也是规范美俄核武库的最后一项条约）将于2026年2月到期。
第三项建议是维持对核系统的人工监督。由于人工智能也会犯错，因此让这项技术在核决策中扮演类似核心的角色，是极其鲁莽的。美国已率先倡导人工控制，中国去年也确认同样的原则。特朗普可以利用他与普京的关系，鼓励俄罗斯做出类似承诺。所有有核国家都必须保证，任何关键决策——尤其是涉及使用核武器的决策——必须有切实的人类参与。
最后，所有核大国都应放弃导弹防御的幻想。虽然建立一个系统保护美国完全免遭核导弹攻击的想法，无疑极具吸引力，但此类项目已多次被证明，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更糟糕的是，这种耗资巨大的追逐，增加核战争的爆发概率。我们的对手非但不会坐以待毙，反而会试图扩大自身核武库来压倒新的防御系统。在过程中，它们会缩短决策时间，以抵消美国先发制人的风险。最终，美国将在一个无效，但却会增加灾难发生可能性的系统上，花费数千亿美元。
美国是第一个释放原子破坏力的国家，伴随着这种力量而来的是庄严的责任，这个国家也一次又一次地履行它。如今，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全球经济支柱。它在科技创新方面引领世界，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比后面五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既然没有其他国家会这么做，美国就必须带头防止核战争——为了自己的国民，也为了其他所有人。
此时，就像步入了第二场冷战的开端，我们必须吸取第一场冷战的教训。只有通过外交而非战争，才能确保我们的长远未来。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的会晤，虽然没能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但却可以乘此打开一扇门，去创造最终的——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和平遗产。
作者David Gross是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Daniel Holz是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原子科学家公报》期刊的科学与安全委员会主席；Juan Manuel Santos是哥伦比亚前总统，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Brian Schmidt是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英文原题：How Trump Could Ensure His Legacy as a Peac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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