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自本月起终止居家办公安排，除特定岗位外，全职员工须每周五天返校工作。此举引发部分职员不满，认为校方在推行新措施时缺乏透明度，且与大学一贯倡导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理念相悖。
国大并非首家回归全面返岗的本地机构。早在2024年12月，总部设于新加坡的网约车与送餐平台巨头Grab，已率先实施全面返岗制度。
居家办公源于冠病疫情期间的防疫需求。为阻断病毒传播，各国实施人流管控，促使企业转向远程办公。疫情过后，尤其是年轻一代员工对生活质量的重视，使居家办公逐渐成为职场新常态。
在时间管理方面，居家办公赋予员工更大的自主权，广受欢迎。然而，对雇主而言，远程工作在流程安排、沟通协调及绩效评估方面带来挑战。
自2024年起，美国多家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陆续强制员工全面返岗，引发广泛争议。例如，美国大通银行推行返岗制度时，逾千名员工联名抗议。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直言：“员工必须尊重公司决定什么对客户和公司最有利，这样他们才能有工作。我有话直说，他们若不满意，可另谋高就。”
这股“全面返岗风”迅速蔓延至全球，包括新加坡在内。不少在新加坡设有分公司的美资企业，纷纷效仿总部政策，要求本地员工回归办公室。这种趋势也促使其他企业重新审视居家办公的可行性，引发新一轮关于工作模式优劣的讨论。
从雇主角度看，全面返岗有助于促进团队交流、提升协作效率，并强化企业文化。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指出，返岗有利于员工学习、模仿、实践，提升创新与团队凝聚力。此外，也有雇主和主管观察到，部分员工因为自律性不强，会利用不必到岗的安排“偷懒” 。
然而，对部分员工而言，强制返岗可能被视为缺乏信任。他们认为，科技与通讯工具的进步已足以支撑高效远程工作，且减少通勤时间反而能提升生产力。对须要照顾子女或年长父母的员工而言，居家办公更具弹性，也契合政府的亲家庭政策。
自2024年12月起，新加坡实施《劳资政灵活工作安排指导原则》，要求雇主建立评估机制，审慎处理员工的灵活工作申请。不过，雇主有权决定是否批准申请。值得注意的是，“灵活工作”并不等同于居家办公，也包括错峰上班、压缩工时等形式。
在政策制定上，政府须在雇主与雇员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一般上，雇员尤其是重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新一代，倾向居家办公。基于雇员的诉求或政治的考虑，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拟立法，保障员工每周至少两天居家办公的权利。 这虽有助于提升员工福祉，却也可能导致企业外迁，影响就业机会。
目前，许多企业采用折中的混合模式，每周允许员工居家办公两至三天。然而，2024年一项全球调查显示，83%的企业总裁期望在三年内全面恢复返岗制度。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混合模式或将逐渐退场，灵活安排成为少数特例。
无论是居家办公、全面返岗或混合模式，企业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确保与员工之间的有效沟通。在职场快速演变、科技加剧疏离感的背景下，传承敬业乐业精神与强化公司归属感，尤为重要。最终，企业的竞争力或是审视何种工作模式更好的标准，优胜劣汰的自由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会自然调节到最适宜的平衡点。
居家办公已推行多年，广受员工的欢迎。在回归全面返岗时，有必要确保它不会伤害劳资关系的根基。唯有在尊重、理解与协作的基础上，企业才能在转型过程中稳健前行，劳资关系也能在变革中保持韧性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