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始，特朗普式“反革命”一词流行一时，意指他对外颠覆世界格局，对内颠覆前总统奥巴马苦心构建的性别多元化与根据种族建立的新身份政治（DEI）秩序。前者因关税战不太顺利，改变有之，但达不到颠覆；但对内清理奥巴马政治遗产却在风风火火中进行，仅以《华尔街日报》10月3日的网站首页文章而言，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颠覆，其中联邦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堪称美国百余年之大变。
《特朗普威胁将对联邦机构进行大范围裁员》这篇报道称，随着美国政府停摆进入第二天，特朗普加大对民主党人的施压，称将启动一个程序，在联邦机构进行影响深远的大范围裁员，被裁的机构与人员主要是民主党喜欢并倚重的。
裁员之举被突出，是因为众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发言中强调，特朗普“所谓的‘最大痛苦’计划伤害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美国家庭”，此说应该是想激发民主党人的恐惧感（失去工作）与斗志。但导致政府关门的原因，是因为国会两党对医保补贴、对外援助、移民执法经费的拉锯战，导致在新旧财年过度时期的12项常规拨款的讨论几乎停滞。9月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一份临时拨款法案，想让资金撑到11月21日，但因条款中削减部分医疗补助支出并附带保守政策诉求，遭到民主党拒绝。几乎同一时间，民主党在参议院也提出另一版本的临时拨款法案，维持奥巴马医改补贴并增加社会项目开支，当然也遭到共和党反对。早就成为民主党官媒的美国主媒一致强调，如果加强版《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不被延长，将导致超过2000万人的医疗健康成本上升。
奥巴马医改法案是奥巴马任内最大的一项立法成就，虽然在当时就毁誉参半，但被奥巴马本人及民主党视为他政治生涯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奥巴马离任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朱利安·泽利泽（Julian Zelizer）在所编著的《奥巴马的总统任期》（The Presidency of Barack Obama）一书中，收集美国17位历史学家对奥巴马的研究评估，基本都如此认为。不过，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早在2018年4月，就在《奥巴马的脆弱遗产》一文中预测奥巴马医改法案的不妙前景。
特朗普上任之后，就开始在联邦政府与军队层面取消DEI，只剩高等教育系统仍在抵抗。在《华尔街日报》同样在10月3日发表的《特朗普高校改革“契约”引强烈反响，首批九所学校处境尴尬》一文中，主要强调联邦政府要求改革校园运营，以换取优先获得联邦拨款这一提议，在高等教育界引发强烈反响，一些人谴责这是联邦政府的过度干预，另一些人则认为条款合理。该文引述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社媒上的发帖称，“美国的精英大学已经迷失方向”，但拟议的契约“就像用锤子修手表——构思拙劣且适得其反。粗糙做法招来的反击很可能会阻碍必要的改革努力”。
尽管作者对特朗普的高校改革颇有微词，但也不得不点出一个重要事实：特朗普要求哈佛、麻省理工等在内的九所精英大学签约以解冻联邦资金，契约中要求学校承诺放弃奥巴马的性别自我认同，“根据生殖功能和生物过程来定义和解释男性、女性、女人和男人”，结束提供大学生和教职员工使用自我性别认同的卫生间的机会。
DEI系统是奥巴马极重要的政治遗产，只是这是通过总统令建立的，而非国会立法通过。加上9月30日美国防长正式宣布军队废除DEI系统的性别自我认同，以及共和党州纷纷立法禁止变性人任意如厕令，奥巴马这项政治遗产，可能只能在民主党州坚持下去。
奥巴马部分政治遗产正随风而逝
奥巴马以民主党为基本盘成功当选总统，但一直认为广泛的政治联盟比政党更有优势。在整个任期内，他孜孜不倦地促成并巩固这个以基金会为纽带，将媒体、高科技公司、各类非政府组织（NGO）联合在一起的政治联盟，甚至在民主党内吸纳极左派与反犹势力，终于形成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使他在2020年成功击败特朗普并将拜登送进白宫，赢得“奥巴马第三任期”，将他建立的DEI系统进一步完善，并引进将贻害美国多年的1500万非法移民。
这些罔顾美国和美国人民利益的措施，也为民主党的政治失败埋下种子。2024年民主党败选后的11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奥巴马联盟的终结》，指出自他担任总统以来，民主党的转型加强对NGO和捐赠者影响力的依赖，导致与核心选民群体脱节，也模糊政治活动人士与政客之间的界限，造成管理上的困难，难以适应联盟内部政治动态的转变，以及维持多元化选民基础的挑战。泽利泽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中指出同样的问题，该书17位历史学家压倒性的共识是：奥巴马“最终证明是一位非常高效的政策制定者，但并非极其成功的政党建设者”，这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根本悖论”，并将影响到民主党今后的政治命运。
民主党分裂加深
如今的民主党分裂加深至难以形成统一政治行动。《华尔街日报》的《左派压力之下，美国民主党人重拾斗志》一文，犹如对民主党的政治诊断书。该文指出，因内部分歧而步履艰难的民主党，希望政府停摆能重新点燃选民热情。但民主党现在缺乏一位明确的领袖，党内进步派和中间派之间的分歧已经加深；皮尤研究中心于9月至10月之交发布的一项调查，首次出现民主党内不认可本党国会领袖表现的人（59%）多于认可的人（40%）的情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形容：“如果我把100个民主党人叫到一个房间里，问我们代表什么，真的会得到150种不同的答案。”
好莱坞作为美国文化象征已近百年，对美国公众价值观与社会认知的影响，甚至超过精英大学与媒体。奥巴马深知与好莱坞建立友谊的重要性，在总统任期内，他与好莱坞的友谊让双方互相成就。可惜的是，好莱坞的全面“进步主义”，让产品被市场逐步抛弃，《华尔街日报》发表《好莱坞上演“灾难大片”：洛杉矶娱乐业何以深陷困局》一文指出，娱乐产业正处于螺旋式下滑之中，始于2023年演员和编剧双重罢工结束后。工作机会在消失，企业倒闭，洛杉矶从事创作的中产阶级命悬一线，从业人员纷纷逃离这座城市。
特朗普于9月29日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宣布，将对美国境外拍摄的电影征收100%关税，因为“我们的电影制作业务已被其他国家从美国偷走，就像从婴儿那里偷糖果一样”。但历史证明，无论什么类型的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政治干预都是徒劳的，因为不能拿枪押解观众进电影院。
所谓特朗普式反革命，实质与中国的“拨乱反正”类似。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奥巴马几乎被奉为政治正确之神，不仅集各种左派政治正确身份于一，还在两个任期内成功推行以性多元化与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为标准的新身份政治，在政府、军队与教育系统建立DEI政治，《华盛顿邮报》曾形容为“静悄悄的革命”（2015年12月1日）。在奥巴马的神圣光环未褪之时，特朗普在1.0任期内不仅无法对他的政治遗产动手，自身也处于动辄得咎的状态。经历过拜登任期内的肆意折腾，美国人的多数（包括民主党）认识到新身份政治的危害，特朗普的拨乱反正可谓水到渠成。
作者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