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坛迎来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时刻。执政的自民党总裁选举10月4日尘埃落定，高市早苗当选为首位女总裁。下一步在10月中旬的国会指名投票中，几乎笃定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前提是能够克服朝小野大的权力劣势。这无疑会被许多人视为“玻璃天花板”的突破：女性终于登上日本政治最高舞台。然而，当目光拉近时，这场看似辉煌的突破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悖论。
从象征意义上看，女首相的出现当然会赢得国际舆论掌声。但现实冷峻。根据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日本在148个国家中仅列第118位，在七国集团（G7）中垫底。政治代表性不足是最大短板，去年石破茂组建的内阁中，20名部长仅有两名女性，比上一届还要少。
长期以来，女性在日本政坛几乎只是点缀。因此，高市的崛起既稀罕又突兀，但这种“例外”并不意味着制度真正松动，而更像是玻璃悬崖：当政党陷入困境时，女性被推上高位，看似赋权，实则危险。澳大利亚自由党在惨败后推举苏珊·雷伊出任党魁便是明证。自民党此刻拥立高市，同样是在国会席次缩减、党内士气低迷之际。她的出现既能制造“改变”的表象，又能安抚最保守的派系。可一旦局势恶化，她的失败很可能被解释为女性不适合领导，男性权力结构则能全身而退。
女性身份只是体制自我修复工具
更尖锐的是，高市的政治资本几乎完全建立在对保守路线的忠诚之上。她坚决反对夫妇别姓，坚持男性单一皇位继承，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讽刺的是，她本人职业生涯一直使用娘家姓，却否认其他女性享有同样权利。这不是个人偏好，而是自民党的政治逻辑：女性若要晋升，必须证明比男性更“可靠”。正如学者三浦玛丽所指出，在这样的父权政党中，女性必须展现“过度忠诚”，才能弥补性别上的劣势。换言之，高市的女性身份并不是挑战体制的武器，而是体制自我修复的工具。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多次点名，批评日本的夫妻同姓制度和皇位继承规则，认为明显违反国际性别平等标准。高市的政策立场几乎注定与这些规范冲突。她的上台不仅不会推动性别改革，反而可能加剧日本与国际社会的摩擦。
高市的崛起并非偶然。她是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得意门生，政治路线深受安倍影响。她的权力基础来自自民党超保守派的支持，而这一派系与“日本会议”紧密相连，主张恢复传统家庭、粉饰二战历史、推动修宪扩军。高市从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夫妇别姓，到在历史外交中淡化二战慰安妇和强制劳工问题，无不与这一议程高度契合。她的上台，意味着自民党核心的保守路线，被贴上一张女性面孔。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在竞选中也不断诉诸性别平衡话语。她承诺组建北欧式内阁，甚至宣称要让全国大吃一惊。然而，即便是现代意义上的北欧标准——常以瑞典和芬兰为代表，例如瑞典现任克里斯特森内阁最初在24名部长中，任命11名女性（约占45.8%，接近性别均衡）；芬兰内阁女性占比甚至达到了六成——对于日本而言绝对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这种修辞与她的保守立场形成鲜明对照。但联系到安倍当年的“让女性闪耀”议程，便不难看出延续性：所谓“安倍女性经济学”，更多是经济与外交的包装，而非真正平权。高市此举，不过是用性别修辞为超保守路线披上温和外衣。
她的当选同样会对日本的对外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她已明确表态要修宪正名自卫队，并多次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她在靖国神社和独岛／竹岛问题上的强硬言论，早已引发中韩舆论震动。若她入主官邸，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摩擦或将加剧，日本在后冷战秩序中的右转趋势会更为突出。正如学者山本央子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指出：此刻我们不应只盯着首位女性首相的诞生，而应愤怒并警醒——日本正滑向建立首个法西斯集权政权的危险关头，必须抵抗。然而，高市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仍可能受到现实制约：自民党目前只是少数派执政，须依赖与和平主义色彩浓厚的公明党合作。
如果高市早苗最终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并非性别平等的胜利，而是保守政治的新包装。女性登顶，并未撼动体制的父权根基，反而借“女性可见性”来巩固它。这就是高市悖论：她的当选或许在国际舞台被解读为进步，却在国内延续不平等。玻璃天花板或许碎了，但等待她的，很可能是另一道玻璃悬崖。
作者是瑞典隆德大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