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费夫尔（Lucien Febvre）在1949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提出，“当今史学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作品的组织形式问题，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简称地中海）在此方面标志着一场划时代革命的到来，它是新时代的‘宣言书’和‘里程碑’”。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8月24日—1985年11月27日）生于默兹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岁随父母迁往巴黎，后在伏尔泰中学和索邦大学学习，1923年大学毕业后前往阿尔及利亚担任教师，任教期间对地中海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1932年回到巴黎的中学教书，1935年赴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直至1937年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39年夏秋开始准备动笔《地中海》，不久后就随军来到莱茵河畔参战，旋即被俘，在德国一直被关到1945年。头两年在美因茨的战俘营，然后转移到吕贝克的特别军官集中营。在战俘营里，他依靠非凡记忆力，书写了《地中海》底稿。1947年，他靠这部书通过论文答辩，并在之后接替费夫尔成为《年鉴》杂志主编，1949年接替费夫尔任法兰西学院教授。
正是在这部获得费夫尔高度肯定的著作里，布罗代尔提出著名的三时段理论。全书以1556年至1598年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政治事件的三维分析框架。第一部分探讨山脉、海洋等地貌对区域文明的长时段影响；第二部分研究人口迁移、贸易网络等社会经济的周期性演变；第三部分聚焦帝国争霸等具体历史事件。通过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多层叙事，突破传统事件史书写模式，将地中海塑造为具备内在生命力的历史主体。其三重时间分析体系成为年鉴学派方法论的核心范式。
在布罗代尔的定义里，所谓长时段（Longue Durée）又称“地理时间”或“结构”，主要关注长期不变或变化极其缓慢的历史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这些因素虽然变化缓慢，但对历史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构成了历史的深层结构。长时段的时间跨度通常以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为单位，它关注的是历史中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中时段（Conjuncture），又称“社会时间”或“局势”，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这些因素的变化速度介于长时段和短时段之间，对历史进程具有直接的影响。中时段的时间跨度通常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为单位，它关注的是历史中的周期性，兴衰起伏。
短时段（Event），又称“个人时间”或“事件”，主要关注一些突发的事变，如具体的革命、条约、地震等。这些事件虽然具有显著的短期影响，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只起微小的作用，被视为“闪光的尘埃”。短时段的时间跨度通常以年月日为单位，它关注的是历史中的表面骚动和短期波动。
我不知道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是否受经济周期理论影响，但从中确实可看到经济周期理论的影子。譬如，他的长时段论，可见到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影子。在经济周期理论里，长周期的?时间跨度?往往长达五六十年，由技术革命主导，如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等阶段性突破。
他的中时段仿佛对应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中周期（朱格拉周期）?，该周期时间跨度?一般为八至10年，与设备投资周期密切相关，表现为制造业设备更新与资本投入波动。??
短时段又明显地带有经济周期里的短周期（基钦周期）的影子。该周期??时间跨度?通常为三五年（约40个月），主要观测库存变动，反映企业供需调节行为。
三个周期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跨度，但三者都遵循相同的运行逻辑和方向——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而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回升四个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周期存在明显的嵌套现象：1个长波包含约6个中波，1个中波包含3个短波。长波为技术革命框架，中波嵌套其中反映产业升级节奏，短波则体现微观市场调节。
这种机制可能也同样存在于布罗代尔的历史三阶段里，即历史的长时段对应于经济周期中的长周期、中时段对应于中周期、短时段对应于短周期，且时段嵌套——一个长时段嵌套着几个中时段，一个中时段嵌套着几个短时段，且每个时段又遵循着“结构—局势—事件”运行框架。
长期最大结构性问题是气候变暖
换言之，哪怕是在中时段和短时段里，也有一些不变或变化极其缓慢的因素，虽然变化缓慢，但对事件的发展进程具有深远影响，构成事件的深层结构。同样，在长时段里，有些因素的变化速度较快，对事件的发展进程具有直接影响。这大概也是我与布罗代尔在认识上的最大不同。
按照我理解的这个框架，于长时段而言，当前全球最大的结构性问题非气候变暖莫属。气候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得到应证。大约从15世纪初开始，全球气候进入一个寒冷时期，通称为小冰期，在中国也称为明清小冰期。小冰期期间全球频繁出现饥荒，也是明朝末年饥荒连年、农民起义频发的原因之一。随之而来的，也将是极端天气频发?：高温、干旱、洪涝等灾害增多。除此之外，随着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更将直接威胁沿海城市。?可能的负面影响还包括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失衡。中低纬度地区粮食生产潜力下降，水资源不稳定，加剧供需矛盾。
于中时段而言，全球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在于全球南方国家与全球北方国家人口此消彼长。全球南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人口持续增长，北方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这种趋势既推动文化多样性繁荣与全球青年活力注入，也加剧移民治理、资源分配及社会融合的挑战，更会加剧文化冲突，宗教与价值观差异引发摩擦，考验多元社会包容性?。若人口突破120亿（非洲占半数），可能触发全球性资源危机，其影响远超地域限制，正在重构21世纪人类社会的文明图景?。
于短时段而言，全球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则在于中美两国的博弈。亨廷顿曾指出，“有人认为，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也就是说，当前中美关系恶化，根源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两国间原有的国家力量均衡被打破，因此，可预见的是，中美在达成新的国家力量均衡前，冲突还会持续。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