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读到关于“国家图书馆是否应该引入繁体中文书籍”的讨论，我想从文化和出版专业的角度，在此对相关问题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全世界有完整的“出版—批发—书店”从上游到下游产业链的中文图书巿场，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量能和产值的，大概就属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国以简体中文为主，台湾和香港几乎都是繁体中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类似，多数为简体中文，但也有作者和出版社选择出版繁体中文书籍。
因为人口基数上的差异，新加坡的中文图书巿场自然较其他四个场域来得小，因此，优秀和有影响力的新加坡作者，除了在新加坡出版自己的书之外，也会寻求机会在比较大的华文巿场出版和推广自己的作品。这和孙燕姿、林俊杰、蔡健雅等优异的本地华文歌手，会到中国大陆或台湾发片或开演唱会，是相近的道理。
在新加坡以外的中文图书巿场中，台湾的图书巿场最接近自由巿场，入场门槛低、没有内容审查，而且接受外部直接投资做出版和经营书店，最为容易出版和推广新加坡相关的书籍。更为加分的是，台湾的出版产业有悠久的历史，图书批发系统完善，在台湾出版的书，可以轻易再转卖到香港、马来西亚、日本、欧美等各地的华文书店。
事实上，有不少重要的新加坡作家就曾选择在台湾以繁体中文出版自己的作品。如已故国家文化奖得主英培安先生，就曾在台湾出版自己的小说作品，如《画室》和《我和我自己的二三事》（唐山出版），以及更早期的《骚动》（尔雅出版）。近年，台湾出版社也更重视新加坡的华文创作，如新加坡文学奖得主小说家谢裕民就在台湾出版了《不确定的国家》和《我的游离性遗忘》（时报出版），诗人陈志锐也在台湾出版了诗集《长夏之诗》（时报出版）。
除华文创作外，新加坡学者以英文书写的学术著作，也常在台湾被翻译出版繁体中文版，如南洋理工大学东南亚国际史洪清源教授的《新加坡大战略》和《东南亚的当代新秩序》（八旗出版），和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张优远副教授的《不平等的样貌》（联经出版）。
笔者自己也自2019年起，在台湾经营季风带出版，至今在台出版新加坡作者或内容相关书籍超过15种，总销售量超过1万多册，出版品包括本地建筑学者赖启健的《历史的脐带：东南亚建筑与生活》，曾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21年非小说类十大好书，新加坡文学奖得主海凡的散文集《落香》，则入选《联合早报》2024／25年度选书和最佳书籍设计奖。
图书馆应上架本地作者繁体书籍
以上所述这些新加坡作者所书写和新加坡内容相关的繁体中文书籍，自然也希望能够被国家图书馆所引入上架，让新加坡本地读者有阅读到这些优秀作品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也都是新加坡文化输出的成果。
我们自然不必苛求所有新加坡华文使用者都要能阅读和书写繁体中文，但在文化专业工作的层级上，能够阅读和书写繁体中文，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因此，我个人十分认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馆藏规划与发展处周韵娴处长在答复中（10月2日《联合早报·交流站》）所言，国家图书馆同时提供繁简书籍，是要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水平和兴趣。
此外，我也必须提醒的是，不是所有繁体中文书籍都有简体版，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只阅读简体或繁体，而不是以开放的心态同时阅读简繁，有可能就会和许多好书失之交臂。因此我个人认为，国家图书馆在选购书籍时，要优先考虑的不应该是繁体或简体，而是“这是不是一本好书”，值不值得引入。这就如同我们在阅读英文书籍时，也不会特别拘泥于作者是使用英式英文还是美式英文，书的内容和价值才是更重要的。
国家图书馆是新加坡社会重要的文化公共资源，我们期望国家图书馆能为新加坡培养更多专业的华文读者，以厚植新加坡向华文世界做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如果新加坡的文化产业能更进一步茁壮，对国家的经济成长也会有贡献，可以提供文科毕业生更优质的工作机会。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拥有更多的专业读者，不仅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品质可以提升，也会正面影响其他的艺术形式，如戏剧、音乐和电影。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国家图书馆长年引进繁体中文书籍，不仅不应被质疑，反而应该被大力肯定。
作者是医生、新加坡书籍理事会理事、草根书室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