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长王乙康，9月20日在人民行动党妇女团常年大会上致辞，谈及新加坡整体生育率下跌趋势时说，这个现象须从不断演变的妇女发展史视角来看，所反映的是不同世代家庭的个人决定。他说，政府会继续调整政策，在每个人生阶段给予妇女支持。但他强调，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观念和思维的转变。
加入职场寻求经济独立，已经是很多现代妇女的人生“默认选项”。王乙康指出，妇女的压力不全然是工作量，更多是因工作与家庭生活缺乏边界。一个做法是立法严格区分工作和私人生活，但这往往导致工作与家庭陷入对立；另一做法则是接受工作与家庭的界限原本就模糊，并通过社会支持和雇主采取适当人力资源措施，协助雇员兼顾工作、个人及家庭生活。
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在9月29日发布《2025年人口简报》，让王乙康关于推动社会观念和思维转变，以扭转生育率下跌趋势的谈话，更让人关注。新加坡居民整体生育率维持在0.97的低水平，与2023年相同。那年新加坡生育率第一次跌破1.0的水平。此外，公民婚姻总数在去年达2万2955宗，比2023年减少5.7%。
从至今实施的效果而言，王乙康指出：“再多的婴儿花红，也未必能扭转（生育率下跌）这个趋势。”他也认为，（两性）平等不是相同，而是关于公平。“我们应公平地认可男女在职场和家庭展现的不同才能、优势、观点和经历。这些差异应被尊重、重视，并且相互协同互补。”这些观察都切中事实，也道出两性关系的演变，加上女性自我认知等思维观念的偏差，如激进女权主义诋毁母亲天职，如何影响女性的人生规划，最终拉低生育率的现状。
要进一步探究思维观念这个因素，反省紧张的两性关系固然重要，但若能打破既有思维框架，换位思考，对改善生育率或许有釜底抽薪之效。现有的一切关于生育率的论述，不外都从成人的角度出发，完全忽略最核心但却最失语的主角——儿童。
这正是美国儿童权益倡导者福斯特（Katy Faust）宣传的观点。福斯特是非政府组织“他们为先”（Them Before Us）的创始人和总裁，“他们”指的便是无法为自己权利发声的儿童。组织的宗旨是保护儿童获得亲生母亲和父亲的天赋权利。她认为，至今关于家庭和人口政策的讨论，都是从成人的角度出发，强调成人的欲望和需求，如职业优先、对伴侣的情欲、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等，但丝毫从未考虑儿童的福祉。儿童无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福斯特主张从儿童的视角，尤其是儿童需要稳定的父母关系和家庭安全感的天然需求，批判这种“成人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
全球发达社会生育率普遍低于2.1的替代水平，在福斯特看来是文化问题——也就是王乙康所谓的社会观念和思维问题，因为母亲的天职被贬低为经济负担、妨碍女性自由的枷锁；孕育新生命的伟大天赋被抹黑为生育机器，而不是必须推崇鼓励的伦理价值。家庭是社会的基石，肩负着保护儿童权益的神圣使命。她坚信，儿童的权利必须优先于成人的便利，因此成人有必要做出各种应有的牺牲，确保儿童的幸福。
尽管她是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福斯特贴近常识的观点，相信还是能引起非基督徒的共鸣。她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假设：假如一切都从儿童利益出发，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决策都以此为标准，包括成人在内的整体社会，都能从中受益。这个大胆的假设似乎难以反驳，因为任何正常的文明社会必然要为长远打算——而没有下一代就没有未来。当下的低生育率等文化现象，某种程度上或是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走向极端、误入歧途的结果。
王乙康对本地生育率持续下跌的分析，从“成人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审视，固然切中要害，特别是他重申政府尊重生育意愿是个人选择这一立场，完全符合当代文明推崇个人自由的价值标准。但如果按照“他们优先”的思维框架，探讨方向或许就必须做出颠覆性的调整，因为主角换人了。之所以形容这是颠覆性的，因为所有关于生育率的讨论，如鼓励女性追求职业成就、父亲角色、堕胎、婚外性行为、离婚、单亲家庭、人工受孕、借腹生子、领养等，都必须用新的视角思考。
巧合的是，“他们为先”与黄循财总理提出的“我们为先”理念，或存在某些暗合之处。毕竟，两者都对“我”可能走偏的个人自由选择倾向，做出轻重不一的批评和纠正。从他9月24日在第15届国会首次发言时的基调判断，本届政府有意做出重大施政改革，包括从“为民做事”转向“与民共事”，承诺不辜负年轻人等一系列丰富“我们为先”内容的论述，希望塑造人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的未来。配合这一改革，纳入“他们为先”的崭新视角，探讨生育率课题，不失为一个难得机遇。毕竟，不重视儿童的生命尊严，也就谈不上未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