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60年，新加坡的治理模式重在秩序与绩效，深受儒家价值观与纪律的影响。这种取向在建国初期确保社会稳定与资源高效，也让新加坡在全球化浪潮中快速腾飞。
然而，随着教育普及、资产升值和财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的阴影越来越明显，社会流动不再能靠惯性维持。
在国庆群众大会和国会施政方针辩论中，黄循财总理把“我们为先”定为新方向：成功不只看经济增长，而在于能否让所有国人都有尊严地生活，不论出身都能展望未来。
这种理念若要找思想源头，最接近的或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论，反对只顾血缘亲疏的“别爱”，主张把关怀普遍化，让社会整体因彼此照顾而和谐稳定。不同的是，墨子的“兼爱”在当时是理想化的呼声，最终未能成为主流。新加坡的“我们为先”旨在通过制度改革和社会工程来落地。
政策路径已被点出，扩大幼儿培育辅助计划（KidStart）、加强提升版社区联系计划（ComLink+），确保弱势儿童不掉队，能跟上学习进度；降低“一考定终身”的压力，推行全面科目编班制；在职场推动以技能为基础的招聘，减少唯文凭是举；提升技职行业的培训与薪资待遇，争取社会尊重。
这是一场关于阶层流动的社会工程。新加坡对社会结构的塑造并非没有经验，多元文化主义就是过去最成功的社会工程之一，通过组屋族群配额、双语政策和种族和谐日，国家避免族群隔离，维持社会稳定。
但社会流动要复杂得多，政府可以规定组屋区族群比例，却无法规定邻居之间如何互动，孩子在组屋底层跟谁玩；可以要求企业不只看成绩招聘，却难以立刻改变社会对蓝领的刻板印象。多元文化能靠制度硬推，社会流动却必须触动每一名国人的观念与心态，是更漫长艰难的工程。
更现实的挑战在于，教育改革至今仍难以打破补习与竞赛文化，职场对名校和文凭的情结根深蒂固，社会对底层工人的尊重有待提升。若这些结构无法逐步松动和改变，“我们为先”就可能止于政治叙事，难以真正沉淀为社会共识。
事实上，推动社会流动的辅助措施早已陆续展开，如今更集中、系统地提出，是要把零散的努力升格为跨世代国家任务。这不是速效药，而是一条必须长期坚持的道路。放在建国60年的节点来看，这一叙事更具象征意义——第四代领导班子正试图以“我们为先”重写执政故事，把公平与团结植入下一代国人的集体记忆。
但必须承认，这场跨时代工程不可能在一届政府任期内完成。教育改革、职场文化转型、社会尊重体系的建立都需要时间沉淀。成败关键还在于政府能否引导社会转变态度，让大众真正承认多元能力的价值，并在公平与团结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纠正社会的天平或许艰难漫长，但只要方向明确，每一次点滴累积，终将为新加坡开辟一个更公平、更团结的未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本地新闻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