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包括限制五大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做法。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长期存在，但如何改革、谁来领导，始终没有共识。随着2000年后五常中的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更频繁使用这一权利（英法两国在1989年后未再动用），尤其是涉及叙利亚的冲突、俄乌战争、以巴冲突乃至最近承认巴勒斯坦国等关系到世界战争与和平走向的决定，始终停滞不前，对联合国的任务、功能和意义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联合早报》星期天（9月28日）特稿访问国际危机组织专门研究联合国的高级分析员福蒂便形容，此刻的联合国正处在自由落体状态。
五常否决权是为了纠正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的弊端（过多拥有否决权国家）而来，也是五大创始国保护自己利益的设计。针对联合国的改革建议中，历来许多专家的提议包括废除或限制五常否决权；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的规模，以反映最新的国际现实与容纳更广泛的声音；增加联合国大会决议的约束力与影响力，让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更有决断力；提高国际法院等机构的执行力。
今天的联合国和安理会，理应作为世界仲裁者、主持世界和平、维护长治久安的组织，但诚如维文在发言中所说：“你会发现它仍是一座反映1945年的现实的大厦。”随着80年来世界格局天翻地覆，新时代的课题包括新型战争、气候环境与环保、人工智能发展、人口和就业等等，都更错综复杂，更需要国际社会取得共识，共同应对，但联合国在一些关键方面让人感觉左支右绌。即便如此，联合国仍是世界至今唯一涵盖最广泛的组织，也是几乎所有国家愿意共同参与面对彼此的场合。它的功能若持续削弱，导致信任感流失，对世界将是一大灾难。小国特别需要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组织。
面对这个历史上最庞大、最复杂的跨国组织，改革诚然艰辛。
新加坡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为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做出贡献，从较少为人注意的领域推进国际社会的团结，发挥小国的作用。例如，最近联合国公海生物多样性公约政府间会议通过了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生物多样性（简称BBNJ）协定，会议主席便是新加坡驻联合国海洋与海洋法大使陈惠菁；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布尔汉·加福尔担任主席的工作组，领导不限成员的网络安全工作组，在敏感课题上协调美、俄、中等多国达成共识；联合国主要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WIPO）总干事邓鸿森也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以身作则向世界展现的是，即便在国际合作不复紧密和有序的今天，小国在大国博弈的世界中也能发挥积极作用，推动达成协议。小国团结合作，维持多元体系，足以影响甚至制定国际规则朝向更普惠、公平，照顾到小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维护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方面。维文也向联合国提出三项改革建议，包括推进清洁用水、教育、惠及所有人的国际金融架构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面向未来，发挥人工智能的正面作用，并为这类前沿技术设下防护栏；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更多国家出面推动安理会的改革。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进一步传达美国政府倾向削弱对联合国的支持，这是联合国未来发展最大的危机，牵涉到政治支持力度和大量经费等问题。
新加坡提出限制五常的呼吁，表明已经看到大国主导联合国造成的偏差，无法继续坐视联合国的沉沦，希望能推动联合国改善领导力，延续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在国际形势益发复杂、大规模战争风险升高的环境下，联合国在关键课题上若不能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势必导致失效甚至瘫痪，丧失存在意义。新加坡为中小国家提供的启示是没有悲观的权利，与其坐待丛林法则横行，国际合作与国际公义进一步被忽视，联合国大部分中小成员国应该彼此呼应，寻求共识，团结迈开改革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