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出席由新加坡华乐团呈献的养正小学120周年纪念音乐会，下半场重头戏是一百多年前在养正小学念书，获得音乐启蒙的冼星海的旷世巨作《黄河大合唱》。从第一个音符，第一声朗诵到结束，近乎完美的演出，扣人心弦，黄河颂、黄河怨、黄河对口唱，演唱家的歌声在脑海中不断回响。
音乐会余音绕梁三日之后，中国举行九三阅兵，纪念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历史事件有很多巧合与不巧，1945年10月，《黄河大合唱》这首在抗日战争期间起着巨大鼓舞作用，堪称抗日主旋律的作曲家冼星海过世了。
艺术的魅力和伟大在于它虽然源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却能因为它对人类普遍情感的深刻挖掘而超越时空、跨越地域，打动所有能与之共鸣的心灵。身为一个华人，充分了解歌词与音乐的内涵，那种共鸣震动更大、更悠长。从后来几天早报收到的观后感、乐评，可以印证这点。
在这个厚重的氛围里，我不禁思考自己作为一个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我受到感动，是因为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还是从小的家庭环境、青少年时代受到的华校教育，抑或音乐本身超越语言和国界的力量，唤起人类共通的对抗争、生存和砥砺奋进的情感？以上都有，而且是有一定历史认识和华族文化认同的华人能产生共振的。
另一方面，祖父和父辈过去80年在新加坡经历的二战、合并、独立的历史，让生长在新加坡的我，血脉和精神中有多一份冷静，跨越历史悲情，更珍惜和认识到唯有在和平的土壤上，我们才能共同实现全民之幸福、繁荣与进步。
刚过去的星期五，新加坡第15届国会开幕，尚达曼总统代表政府宣读施政方针，勾勒出第四代领导班子对国家未来五年的愿景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涉及团结和我们怎么对待“我”和“我们”的身份差异。
“我”和“我们”，不只是“小我”与“大我”的个人内修和外行，更是个人身份与集体身份的认知、拥抱和守护。身份是一个多层次和复杂的概念，除了文化身份还有许多重要的维度，包括信仰、阶级、性别、身心能力、人生阶段、道德价值观等等。
在全世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热情消退、全球大小势力都在拉朋友圈，而新加坡发展进入下一个60年的关键节点上，身份认同议题一再上了台面，不是巧合，而是必须。尚达曼总统和黄循财总理今年都在不同的演讲中重点谈到文化和身份认同之重要性，包括今年的总理国庆群众大会。
尚达曼总统今年8月2日在主持新加坡淡米尔人百科全书（Encylcopedia of Singapore Tamils）网站上线时回顾淡米尔人大规模移民到新加坡的历史，与华人在19世纪大规模从中国南来的时间段契合。我上网浏览了本地淡米尔人资料，刚好翻到关于种姓制度在新加坡的演变，才发现自己对同胞的认知多么不足。
淡米尔人的种姓制度由印度移民带到新加坡，并严格遵循在印度故乡的模式，包括严格分阶层、职业、社区、庙宇等等，种姓间不可接触的习俗。日本占领时期，淡米尔人同样遭到压迫、剥削等苦难，尤其在强制劳役方面。不论种姓高低，日本皇军强迫他们一起劳作，一起用餐，若不服从就会受到严惩。在强权下，当时新加坡淡米尔人种姓制度削弱，日本投降后新加坡的印度寺庙开始向所有种姓开放，这种做法甚至在印度的淡米尔纳德邦都未普遍接受。
如果用现代眼光看，种姓制度的歧视性应该消除，然而对印族同胞来说，我们不了解的种姓制度中，有些是他们认为应该传承的，特别是印度新移民来新加坡后，本地淡米尔人的文化身份和一些非歧视性的种姓习俗，从休眠状态中苏醒，包括男孩和女孩的成年礼、婚前和婚后意识，以及为种姓神灵进行的特殊祈祷等。
此外，不同民族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侵蚀的担忧，让淡米尔人认为种姓以一种亚族群身份存在，而非过去那种等级森严的歧视和不公正，对他们来说有一种心灵安定的作用。
举淡米尔人为例子，是为了说明任何族群在新加坡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都有新加坡人身份，还有自己许许多多的其他身份，这些身份互为表里，人与人之间远看共同，近看又不尽相同。
不同身份的不一致，是“我们”这个集体身份认同的一大特点，强行的一致性，将文化从一种丰富的、动态的、充满对话和争鸣的状态，转变为单一、静态的状态，实际上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化。
正如我看《黄河大合唱》受到的感动，与背景和我接近的养正小学校友会有不同；台上合唱团里尽情用心演唱的非华族团员，与华乐团里大半生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演奏家也会不同。但是这些不同恰恰是让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更有层次，更丰富多彩的养分。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