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午，我在电视前看完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直播。整齐划一的方阵、呼啸而过的战机、高精尖的无人作战武器，冲击力不言而喻。浏览国际媒体评论，有解读为中俄朝伊联合抗美“秀肌肉”，也有警惕对台海乃至整个区域的武力威胁。微博上，对政治无感的普通中国网民感叹：“实力杠杠滴，才有好日子。”
关掉屏幕，我走进武吉士的电影院，观看另一个引发热议的抗战作品《南京照相馆》。出乎意料，这部讲述小人物故事的电影，带来的震撼更甚于宏大的阅兵。
影片背景是1937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几个普通人在战乱中躲进照相馆，为了活下去，替日本摄影师冲洗照片，却意外发现并竭力传出日军暴行的铁证。两个多小时，放映厅从鸦雀无声到抽泣渐起。影片结束时，许多人和我一样，等到演职员表全部播完才缓缓起身，脸上还挂着泪痕。
叙事手法克制，没有过多渲染残忍的镜头，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控诉。我最难忘的，是结尾一组蒙太奇画面：昔日可爱的孩童，矍铄的老人，恩爱的夫妻，南京城平凡又幸福的烟火气，被胶片定格。镜头一转，已是铁蹄下阴阳两隔生灵涂炭的人间炼狱。
胸口涌上的，除了愤怒之外，更多却是对和平的珍惜。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极右翼声音不断抬头的世界：短短半年内，德国极右选择党大选得票第二，成为联邦议院最大反对党；日本参政党打出“日本人优先”的口号并赢得创纪录席位。在全球加速右转的晕眩下，“铭记历史”这几个字，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重要。
记得上一次被这个主题深深触动，是201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访学时。当时，学院的国际政治学者珍妮·吉耶曼（Jeanne Guillemin）刚刚出版《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Hidden Atrocities: Japanese Germ Warfare and American Obstruction of Justice at the Tokyo Trial）》。她知道我来自中国，默默在我桌面放了一本，希望我能帮这本学术著作找到更多读者。
这本书在美国学术界填补一个空白。它曝光冷战背景下极为现实的政治交易，揭示日本战争罪行为何在二战后被隐瞒：美国为了获取日本生物武器研究成果，与战犯达成秘密协议，用实验数据换取免罪，阻止国际法庭的彻查。
可惜的是，专著虽在学界引起反响，却没能走进大众视野。吉耶曼教授曾希望我能在主流媒体写一篇专栏，把这段历史推向公众。但那时（现在依然）的美国新闻几乎被总统特朗普占满，关于国际历史的冷门选题显得缺乏由头。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所说的：在西方话语体系里，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亚洲历史，常常被认为“不具备资格”。“南京大屠杀没有‘技术含量’，不特殊、不值得书写。奥斯威辛的秩序、效率、现代技术才是恐怖的，广岛长崎一颗炸弹毁掉几十万生命才是值得被铭记的。”她话中令人刺痛的现实，使我理解吉耶曼教授的孤独。
同样在波士顿那段时间，为了采访科幻小说《三体》在西方的伯乐——美籍华人作家刘宇昆，我阅读不少他的科幻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部中短篇小说，《终结历史的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 A Documentary）。
故事设定极富想象力：一位日裔女科学家发现一种“桐野粒子”，人们可以借此“观测”历史上某个片段：不是“穿越”，而是成为唯一的目击者。代价是，一旦观测过，这段历史就会随之消逝，再无法重现。换句话说，目击者既是见证者，也是摧毁历史的最后一人。
刘宇昆把这项技术用在解密日本731部队的暴行上，幸存者的后代得以“亲眼见到”当年真相。小说读来沉重，而它真正的锋刃在于隐含的提问：在一个遍布否定主义者的世界里，如果历史只能被见证一次，要如何守护真相？
刘宇昆坦言，这部作品写得痛苦。动因之一，是他读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以及她最终因抑郁自尽的命运。他意识到，日本侵华历史往往被拒绝进入西方主流话语，甚至遭到极右翼的彻底否认。《终结历史的人》初完成时，不少编辑担心“引发争议”而不愿发表，最后只刊在一家小众杂志上，几乎无人问津。几年后刘宇昆决定公开提供免费下载，只希望更多人读到。
作为一个厌恶宏大叙事的人，我一直本能地排斥民族主义口号。但在《南京照相馆》放映厅，看到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牌匾被屠城日军粗暴涂改成“亡国之君”，泪水仍然夺眶而出。那一刻，我似乎共情戴锦华教授所说的：“每一次关于战争的讨论，都把我逼成一个民族主义者。”
也在那一刻，真正理解刘宇昆在小说初稿开头引用的那句诗——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写道的：
“没有历史的人，无法从时间获得救赎。”
（作者是《联合早报》视频编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