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白宫上演罕见的多边外交场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与多位欧洲领导人共同会谈。这场“乌欧组团”式外交，不仅是对俄乌战争局势的回应，更是欧洲就自身战略定位的一次集体申辩。
访问充满象征意味，却凸显美欧在停火顺序与安全保障分担上的分歧。欧洲倾向“先停火、后俄乌美欧四方谈判”，并争取美国对乌安全兜底；特朗普则主张由欧洲承担主要责任，不再坚持停火作为谈判前提。在外交礼仪上，这种差异表现得更为直观。8月15日美俄首脑在阿拉斯加会晤时，特朗普亲赴机场，铺设红地毯迎接仍受美国制裁的普京，并与他同乘美国总统专车前往会场；三天后对乌克兰及欧洲领导人的接待则显得务实简约——送给欧洲领导人的是一只普通的笔盒，赠予普京的却是一件白头鹰雕饰。这种象征差异，鲜明映照出特朗普眼中俄罗斯与欧洲的地位落差。在一众欧洲领导人的高规格“陪同”下，泽连斯基二度访美，才维系住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从更大背景看，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前线胶着，和平无望，乌克兰虽仍坚韧抵抗，但资源与士气严重消耗。特朗普回归政坛更令乌克兰及欧洲盟友不安，他暗示愿接受俄罗斯对部分乌东地区的控制，以换取停火。
在这种战略焦虑下，泽连斯基与欧洲领导人联袂赴美，试图展现欧洲统一战线。他们不仅要争取美国继续援助，更要捍卫以主权、法治与多边主义为核心的欧洲秩序愿景。
然而，这场外交行动亦暴露欧洲的尴尬。尽管组团看似团结，但欧洲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早已边缘化。从战争初期的斡旋失败，到后期的制裁与援助，欧洲始终未能掌握谈判主导权。美国通过“第二轨道”外交与俄罗斯直接接触，而欧洲“连房间都未能进入”。在特朗普的和平构想中，欧洲更像陪衬，而非战略参与者。
美欧分歧与落差让欧洲意识到：若不能展现团结与实力，便难以进入谈判桌，更无法保障自身的安全与未来。
首先，欧洲必须追求战略自主。长期以来，欧洲在安全事务上高度依赖美国，从北约框架到情报体系几乎皆由华盛顿主导。俄乌战争进一步放大这种依赖。如果此刻欧洲无法提出自身的和平方案与安全架构，未来每当俄罗斯制造危机，欧洲都将陷入被动，沦为美俄博弈的筹码，甚至被美俄玩弄于股掌之中。
其次，欧洲须要捍卫价值体系。从法国、德国、波兰到北欧，欧洲国家一向以规范性力量自居，强调人权、法治与民主。但若最终接受领土妥协、放弃乌克兰主权完整，这一价值体系将遭根本性动摇。欧盟本身正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全球化的产物，若任由反潮流趋势持续，岂不危及存在根基？
再次，欧洲必须重构制度性影响力。现有的欧盟机制、北约架构与外交协调体系多源于冷战逻辑，面对混合战争、科技霸权与地缘碎片化，已显疲态。
欧洲必须克服战略惰性与价值妥协，不再满足于道德高地的姿态或被动提供方案，而要敢于承担风险，以实力塑造和平与秩序。
白宫的这场会晤或许只是象征，却提醒欧洲：机会尚在，美欧分道扬镳亦可能成为现实。如今的美欧分歧不再是“老欧洲”与“新欧洲”，而是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言，“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反映了美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根本差异。泽连斯基的坚持、乌克兰的牺牲与欧洲的团结，或许能凝聚为政治资本，但若无法转化为战略自主的驱动力，欧洲终将失去塑造自身未来的能力。
丘吉尔曾言：“面对面谈判远胜于战争。”但前提是：必须在场。欧洲不能再缺席，更不能再被动。若既无法在战场上击退俄罗斯，也无法迫使莫斯科坐上谈判桌，欧洲不仅无法兑现对乌克兰的承诺，更难以维护自身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仍须“最后一战”——一场关乎未来、秩序与尊严的较量。
问题在于，度尽此次劫波，跨大西洋同盟的情感纽带是否已然消散？若美国对欧洲安全不再承担责任，欧洲是否仍愿以牺牲自身战略自主与生活方式的稳定为代价，继续为美国全球霸权买单，卷入并非自身利益所系的冲突？
作者是浙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