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天（8月31日）在新公民宣誓仪式上指出，当新加坡迎来独立的时刻，先辈选择成为新加坡公民，以及“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的新加坡人身份，今天入籍的新公民也作了相似的选择。这个认知非常重要——成为新加坡人是一种自主的人生选择，所以新公民更必须认识并践行新加坡的立国精神，把国家认同放在首要位置。土生的新加坡人同样必须具备类似的意识，因为同胞间的互信，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
黄循财也呼吁新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和不同社群建立联系、结识邻居，并且寻找为社会贡献的方式。这样才能不仅在名义上，也在精神和心灵上真正成为新加坡的公民。这与他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所揭示的“我们优先”理念，一脉相承。道理很简单，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艘船，乘客唯有同舟共济，才能一起旅途平安。若出现自私自利乃至破坏团结的言行，就很可能同归于尽。当然，作为法治民主的国家，维护集体利益首先必须尊重个人权利。
尽管新加坡的建国历史表明，身为新加坡人是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并非所有国人都认知这个道理且明白它的重要意义。新加坡政策研究所8月20日发表题为《新加坡人的宗教身份认同与习俗》的工作论文就发现，虽然相较于种族、宗教或母语，逾八成受访者觉得身为“新加坡人”是构成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占比高于过去两轮的调查，但对有宗教信仰者而言，超过七成觉得宗教在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这个比率也呈上升趋势。这一现象的意义不容小觑。
虽然每个人一生都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并由此产生多元身份认同，且彼此未必相互排斥，但身份认同毕竟还是有核心与边缘之分。以国家和宗教两种身份认同而言，在当下的国际大环境里，它们有可能出现矛盾的时刻，届时新加坡人在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如何选择，就很值得重视了。例如当下的加沙冲突，本地回教社群基于相同信仰，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且一度成为选举议题。这多少是把宗教认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国家认同具有国界的限定，宗教认同则超越国界，两者在平时或能和谐共存，可一旦出现外来宗教势力抵触或威胁国家利益和安全时，个人的身份认同就会决定他们的行为。这并非要求新加坡人必须把宗教意识放在国家认同之下，但国人还是必须思考，当出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刻，同胞的利益是否高于对外国信徒的感情。如果同胞之间无法产生明确无误的互信，在发生重大事件之时，国内的向心力就难以确立。
新加坡奉行的是政教分离原则。这通常与世俗主义画上等号，其实中间还是有微妙的差别。政教分离原则保障的是各宗教信仰价值体系之间的最大公约数，避免任何宗教的价值观凌驾于其他信仰之上。换言之，所有公共政策的取舍，不能根据某一宗教的信条，而必须符合社会最多数人的价值观和利益。唯有如此，不同种族、言语、宗教的新加坡人才能和谐共处，保持基本的彼此尊重。这个维系多元社会和平稳定的原则，必须加以守护，不可动摇。
新加坡的多元性质与生俱来，并非刻意的选择，因此必须有效管理，以免社会共识瓦解。这正是为何建国伊始，国家信约才会强调“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国家的存在是所有新加坡人生存的基础，缺乏这艘坚固的船，就无从谈同舟共济。因此，把国家认同置于个人身份认同的关键地位，应当是每个新加坡公民应有的义务。在个人主义误入歧途的当代，这一理念必须在学校和国民服役期间反复倡导，以便强化国人的爱国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