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暑假期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觉得即将升六年级学生的母亲，应当尽量利用一切时间与孩子一起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遗憾的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里小升初学生和他们的母亲，都必须在暑假期间为即将到来的学年做准备。
这并不是那些心怀远大志向者才会做出的选择，而几乎是所有中国家庭都必须承受的负担。只有成绩前50%的初中毕业生能进入高中，并以此确保大学入读资格。激烈的竞争一直向下传导到小学生身上。教师和学校都面临着提高升高中录取率的压力。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在初三才举行的考试中取得成功的概率，许多学校会在暑假期间，向六年级新生家庭提供整个初中课程的教材，让他们学习。
教导和劝说孩子每天坐着学习几个小时的重担，过度落在母亲身上，而她们中的许多人，平时的工作或许已经很繁重了。中国的父亲在照顾孩子方面一向贡献甚少，而对于大多数祖父母或其他儿童看护者来说，教材的难度又太大。许多母亲甚至会在孩子学校的推荐下参加在线课程，学习如何教授这门课程。无论这名母亲是每周工作60小时的公司总裁还是杂货店老板，都有可能要在暑假的夜晚苦读初中几何学。
怪不得中国的生育率已创下历史新低——2023年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孩子，也难怪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不想成为母亲。在一项反应踊跃的在线调查中，超过60%的18岁至35岁受访者（大部分为女性）说不想生育，理由是育儿成本高昂、对孩子未来经济前景的疑虑，以及分娩带来的身体痛苦。
这些对生育的消极态度，可能会转化为宏观经济问题，因为低生育率会减少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日本的经济就在出现这种状况后，至少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
不出所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动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来提高准妈妈的生育热情。身体疼痛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硬膜外麻醉被医学专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分娩镇痛方式，而这项技术目前在中国的分娩应用率仅为30%，在美国和加拿大约为67%，法国为82%。为了减少妇女对分娩的恐惧，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到2025年底，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三级医疗机构（病床数500张以上）全部能够提供分娩镇痛服务，到2027年扩大到全部配备100张病床以上且开展产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但并不是所有准妈妈的担忧，都有明显的解决办法。抚养孩子的高昂费用和孩子长大后缺乏经济机会，是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上述调查中，约72%的受访者认为，家庭月收入必须在3万至5万元（人民币，下同，约5400新元到9000新元）之间才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但2024年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为每月4091元，农村地区仅为1631元。
中国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减轻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除了增加产假和陪产假外，它最近还推出每个三岁以下儿童，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各地区政府还提供住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额外激励措施，同时开展各类鼓励生育宣传。
但这些货币补贴对于缓解普通中国母亲对孩子未来的焦虑几乎无济于事。即使取消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区别，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大学，但未来还要去竞争名校和高薪工作。
问题的根源在于，在中国能够提供舒适中产阶级生活的工作相对较少，而争夺这些工作的人却很多。虽然学业成就通常是获得这些工作的先决条件，但却无法提供任何保障。如果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上升的趋势已预示未来的状况，中国父母就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将不得不为了实现中产阶级生活而拼命打拼。
育儿补贴不会增加就业岗位，也不可能显著提高生育率。那些将所有资源都投入到子女教育的家庭，很可能会将补贴用于同样的教育相关支出。正是这种就业竞争给家庭带来压力，并最终降低生育率。
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悖论。为了鼓励生育，经济必须快速增长，以创造更多的高薪工作。但更快的经济增长又需要足够高的生育率，以保持劳动适龄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可持续平衡。中国经济的未来，以及中国家庭的福祉，都将取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北大学全球贫困研究实验室联席主任，中国经济实验室创始主任，意大利伊诺第经济与金融研究所访问教授
英文原题：China’s Fertility Para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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