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越:被移民问题绑架的英国政治

近两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小船把英国内政与选举叙事拉进同一条“情绪赛道”。2024年,小船运抵的人约3万7000;到今年6月,小船送来4万3309人,呈去年回落、今年再升高的拉锯。仅8月25日一天,就有659人靠岸——这样的“尖峰日”在滚动新闻与短视频中被放大,直觉先于事实抵达选民心中。

若说“小船”是抽象的边境画面,“酒店安置”则是触手可及的社区矛盾。英国内政部近年大量租用商业酒店安顿待审个案:政府文件与主流媒体均提到“每日(花费)约800万英镑”的量级(2023/24财年);截至今年6月底,仍有约3万2059人住在酒店。账单是真金白银,冲突也在地面爆发——埃塞克斯郡埃平(Epping)镇上的贝尔酒店(Bell Hotel)一案,法院8月底允许继续安置后,当地抗议升级、警方增援、各党派人物相继表态,其他多地议会也表示还将继续诉讼。无论立场如何,“酒店安置”已从临时行政手段,变成足以点燃街头与民调的引线。

公众心态并非一直强硬。战后欧洲人道秩序的底色——包括《难民公约》的“不得递解”原则与欧洲人权体系——长期支撑“应救助弱者”的道义共识。叙利亚与乌克兰危机期间,英国社会曾出现显著的同情窗口。但转折点随后到来:其一,脱欧使英国失去与欧盟的“回返—接收”制度化通道,回返更难、周期更长;其二,注意力经济偏好“可视化+可计数”的新闻逻辑,每日登陆数、冲突画面、街头对峙等更易抓住眼球,而庇护审理、国际协作、承载能力这些“慢变量”被挤出视野;其三,政治扩音器强化“主权—秩序—威慑”的口号,传播效率远胜技术细节。于是,哪怕政府推进“压积案、打蛇头、与法方协作、逐步退出酒店”等务实组合,也很难在新闻周期里给出“可被拍到的胜利”。

“被绑架”的政治逻辑

在英国的简单多数选举制下,少数摇摆选区与强情绪议题会被放大。因为英国大选往往由数量有限的摇摆席位决定执政团队,政党因此集中资源与话术于这些席位;同时,为了快速影响未定向的选民,会更突出“高显著性/高情绪”的议题。当“移民/小船”占据关键注意力,更简单、更强硬的口号天然占优。改革党的话语,哪怕在法理与执行上引发巨大争议,却能以传播提效迫使主流政党被动右移。与此同时,司法否决、收容人数、地方反弹与财政成本构成的执行瓶颈,都会使立竿见影的政绩更难出现,进一步固化“政府无力”的社会体感。久而久之,政策无法设定议题,而是在非法移民议题压力下,被动追随右翼话语。

把英国放回欧洲与西方民主整体坐标里,答案更清楚。

第一,“输入端—过境端—目的地端”的联动震荡。欧盟《移民与庇护新公约》于2024年正式通过,力图在两年过渡期内把申请、边检、回返与成员国分担制度化;但成员国内部政治光谱的分裂,让制度落地仍须拉锯。意大利在2023年移民中转站的兰佩杜萨岛出现极端拥挤的高峰后,2024年前期抵达人数明显回落,但季节性反弹与海上风险依旧;德国2023年35万余件的申请在2024年回落,却仍居高位。这样的欧洲“波峰—波谷”,最终都会传导到英法海峡的最后一跳。

第二,“规则约束—国内政治”的双重锁定。2024年欧盟首次庇护申请者逾90万人,虽较2023年下降,但仍处高位,各国政治因此普遍右移:法国在2023年12月通过更严格的移民法案,收紧福利与团聚;北欧与德语区也出现“预付卡”与“更快递解”等趋严做法。

欧洲整体政策基调的收紧,使英国既难以单边宽松——即在欧洲整体收紧的大背景下,英国不与周边国家或欧盟协调配套安排,单方面把入境、庇护或移民政策放松——也难以单边极硬(法理与协作均难支撑)。这种两难并非伦敦独有,而是当下西方民主国家的共同处境。

法庭上可赢 街头与社媒上未必

第三,法治秩序的自我约束。无论是英国法院在收容难民的埃平酒店案中的判决,还是政府律师在法庭上援引的人权义务,都说明一件事:在民主法治国家,程序与权利的边界不能被“快镜头”改写。正因如此,哪怕政府赢了继续使用酒店的阶段性胜诉,舆论并不会因此降温,反而因法院/人权站在哪一边的叙事而被进一步点燃——这也是西方民主此刻普遍面临的舆情—法治错位:法庭上可赢,街头与社媒上未必赢。

第四,信息生态的结构性倾斜。路透研究所与英国通讯管理局多份报告显示,社媒与短视频在英国新闻获取中的权重持续上升,“图像化—碎片化—即时化”放大感官冲击,压缩制度解释空间。在欧洲,海上事故、边检冲突、极端个案,更易形成跨境传播波纹,叠加各国国内政争,使移民议题在不同的民主国家同步升温。在这样的生态下,英国要独自降温,几乎违背传播物理。

简言之,英国难以抽身,不是因为它特别无能,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高耦合的跨国系统里:输入与过境链条的变动、欧陆政策的总体收紧、国内法治的刚性与媒体生态的偏好,彼此叠加,令任何单一动作都显得无力。

今天的英国陷入一种悖论:若顺从“快镜头—快判断”,以超越法律的硬招换取即时喝彩,便会透支法治信用;若坚持在规则内做慢工,又难在新闻周期内兑现“可见的胜利”。这就是民主法治的最新困境——无从出局(不能靠违法或超越法律之举迅速摆脱),却更不能出局(不能为迎合情绪而牺牲原则)。

从更大的国际坐标看,欧洲与英国都在同一条窄桥上行走:一头是边境与秩序的政治压力,一头是权利与程序的法治基线;桥下则是社媒的情绪海浪。英国如何处理这场围绕移民的长期博弈,不只关系到政策成败,也关系到在新的地缘与传播格局下,民主制度能否同时守住法治边界,并说服多数公众。

作者是定居英国的双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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