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联合早报》刊登金建国先生的《从美欧贸易协议看全球贸易新秩序》一文，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随意性强”“全凭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并得出“建立在特朗普个人意志之上的国际贸易注定短命”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些表象更多反映了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而非政策实质。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法律授权、制度惯性、国内民意与全球保护主义潮流作支撑。正因如此，这些政策的影响很可能延续至其个人任期之外，并在一定时期内深刻塑造国际经济秩序。
首先，特朗普加征关税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这些条款允许总统在认定对手贸易行为“不公平”或“威胁国家安全”时加征关税。一旦加征的关税经体制程序落实，撤销难度极高。
2020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后，拜登上台。虽然拜登表态要修复多边贸易机制，但对中国等国加征的关税并未明显减少，部分出口管制甚至进一步收紧。这种延续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政治惯性的体现——当政策纳入国家战略与制度框架后，继任者若想推翻，就必须面对国内政治博弈、利益集团反弹与政策成本等压力。历史上，克林顿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曾遭小布什竞选时强烈批评，但小布什上台后依旧保留该协定，此类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少见。
制度惯性之外，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还有广泛民意基础。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7月的调查显示，59%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在对外贸易中“吃亏多于受益”，在教育程度较低者中，这一比率高达69%，即便在民主党阵营的低收入群体中，也有58%持相同看法。这种情绪并非停留在抽象层面，它与许多美国人的日常经验紧密相连。
在得州中西部，从大学城到奥斯汀沿线，笔者每次驾车经过沿火车轨道两旁分布的小镇时，都会看到空置的店面、褪色的广告牌、破旧的木板房。在不少美国人看来，这正是全球化带走本地就业的象征。在他们眼中，关税不仅关乎经济，更象征着“保护美国”的政治立场。
冷战结束后数十年间，降低关税与推动贸易自由化是全球经济的主流政策。无论在关贸总协定（GATT）时期，还是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美国的平均关税长期低于欧盟、日本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顺利时，这种局面不会引发大规模反弹；但当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转移引发就业与收入困境时，“利益受损”感便迅速累积，推动了美国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是对这种国内诉求的回应，也是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的战略调整。
事实上，以关税应对经济压力的做法并非美国独有。欧盟自2023年启动“碳边境调节税”，防止企业转向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印度自2022年起多次上调农产品进口关税，以保护本国农业。不同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贸易政策调整既扰动了全球供应链，也重塑了国际贸易规则。
综上所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虽然以鲜明的个人风格示人，无论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还是直接在社交媒体宣布，但背后都有着坚实的制度基础、广泛的民意支持以及全球保护主义趋势作支撑。它不是短暂的个人冲动，而是塑造未来世界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或许，在全球化重塑的当下，这只是开端，而非终点。
作者是退休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