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特朗普总统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奇葩表演，让美国这座近年来本已灯火阑珊的“民主灯塔”光芒尽失，西方媒体找到了新的攻击对象，而且也实在没有底气再对它们眼中“不民主”的亚洲社会颐指气使、说三道四了。
我们的耳根清静了很多，西方媒体近来对新加坡民主和人权的批评难得一见，过去向它们看齐的亚洲“自由”媒体也变了调。
在新加坡欢庆60岁生日的前夕，泰国著名英文报章《曼谷邮报》8月8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加坡迎来建国60周年，成果卓著》（Singapore turns 60 with much to show）的文章，对我们的成就大加赞扬。
文章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新加坡一样迎来如此独特的60周年庆典。在周边政治王朝林立、各种形式的专制和有缺陷的民主并存的环境中，这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岛国却因其强人统治而幸运地脱颖而出。2015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时，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本周末，新加坡人可以回顾过去，并理所当然地庆祝这一里程碑，展示其取得的众多成就。
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的成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1965年，当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时，这个以华裔为主、当时自治的岛国面临着严峻的条件和黯淡的前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及其在李光耀领导下的领导层，不得不从零开始，将这个面积不及曼谷一半的贫穷小岛建设成一个繁荣的国家。”
赞颂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见，但有趣的是，此文出自一位知名的新加坡批评者、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提蒂南（Thitinan Pongsudhirak）。他在赞扬了几段之后立刻声明：“以免读者认为这是一篇阿谀奉承的文章，我多年来一直是新加坡的批评者。”
他曾批评新加坡什么呢？据他说，在30多年前，他就对新加坡鼓吹“亚洲价值观”的姿态感到不是味道，质问新加坡人凭什么自封为亚洲价值观的代言人。他当时认为，新加坡将东亚非凡的经济表现，主要归功于“亚洲人对权威的顺从和尊重、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家庭孝道和社会和谐、纪律、努力工作等”价值观，是“一种自私的合理化，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
他对新加坡的不满在2006年1月达到顶峰。当时，泰国首相达信将他的电信集团臣那越集团（Shin Corp）以19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他认为在“围绕达信腐败和利益冲突的政治危机不断升级”之际进行这项交易是可耻的，在《曼谷邮报》发表一篇题为《淡马锡是否涉嫌丑闻？》的文章，随后又发表《新加坡的罪责》，进一步声讨。
然而，在最近这篇文章中，他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过去20年改变了我的看法。新加坡一路向上，而泰国却一路向下。新加坡不仅可以自豪地拥有世界级的经济、一个法治的精英社会、牛津剑桥质量的大学，还可以自豪地拥有新一代的领导人，现在由黄循财领导，他是一个圈外人，不是来自李氏家族，而是李光耀建立的体系的产物……新加坡领导人的政治家水平和声望、他们的知识掌握以及原则上和实质上的表达和参与能力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新加坡继续为人民服务，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未来。尽管新加坡人倾向于抱怨这抱怨那，但他们内心深处知道，他们有一个好的国家。”
如此这般的美言，已经不是一般的赞誉了，出自一位曾经严厉批评新加坡的外国学者，尤其难能可贵，也许是因为从他那个“一路向下”的国家望过来，我们的“一路向上”益发耀眼夺目吧！
“亚洲价值观”旨在建构理论框架
现在回头看，当时批判亚洲价值观的其实大有人在，提蒂南绝不是孤立的例子。他们认为，所谓“亚洲价值观”不过是“专制”或“不民主”的一种借口。
其实当年李光耀参考了几位儒家学者的意见，将亚洲四小龙的一些共同价值观总结归纳，目的是建构一个理论框架，解释它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并提出一个可供参照的治理模式。
不幸的是，“亚洲价值观”被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污名化了。他也大力鼓吹亚洲价值观，但却不像李光耀那样以一种理性和系统化的方式提出，而是以他一贯的情绪性和对抗性方式，高声呐喊，将之当作一种政治口号，自我标榜为反西方急先锋，尤其是在1997／98年间马来西亚因为一连串的政策和投资失误而陷入严重金融危机、导致他的政权动摇时，更是喊得声嘶力竭，还祭出了“反对经济殖民主义”的大旗。
“亚洲价值观”因此背上了负面标签，被视为维护专制政治的借口，新加坡过后也不怎么提它了。
其实我们并没有放弃这些价值观，而是改以“社会契约”“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等更中性的名称表述。黄循财总理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强调“我们”应该优先于“我”，就是对“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价值观的重申。
无论如何，提蒂南这位邻国旁观者的这篇“祝寿”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们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哪些事情、哪类坚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另一位“旁观者”对新加坡的观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辑加内什（Janan Ganesh）今年4月21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丰裕无法实现的目标》（What abundance can’t achieve）的评论，文章的副题《经济增长本身值得追求——但它无法医治民粹主义》点出了全文的要义。
文章这么开始：“半个世纪前，新加坡滨海湾并不是如今的热门地段。并非因为当时缺少可以俯瞰F1赛道的住宅大楼，而是因为那片土地本身还只是海水——尚未从海峡中填海造地。这一填海计划，以及樟宜这个铺着地毯、遍布绿植的度假村式机场，帮助这个岛国从我还在襁褓时待过的250万人口扩展至如今的600万。”
他举出新加坡打造滨海湾的例子，是要和旧金山这个“反面案例”对比——当繁文缛节、官僚惰性、司法审查以及“不要建在我家附近”（Nimbyism）的情绪阻碍了建设项目，就会导致人口流失与无家可归，从而引发选民反感。
他认为这是民粹主义在作祟。他指出，不论是快速增长还是停滞不前的西方社会，民粹主义都在抬头。从美国到东德，从爱尔兰到法国和澳大利亚，他未能发现物质繁荣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而民粹主义之所以会兴起，是因为西方国家长期忽略了人民对“秩序”的渴望。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民主国家不太可能像新加坡那样顺利推进滨海湾那样的项目。对于一个（商店）不用将普通洗漱用品锁在玻璃柜里的社会，这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梦。”
他解释说，经济丰裕与选民满意度之间毫无关联，甚至可能反而会助长民粹主义，一方面提高了公众期望，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倦怠感。他批评精英阶层过于依赖增长导向的解决方案，却忽视了选民不满的政治与社会层面，尤其是人们对“秩序”的渴望——不论是国家边界的秩序，还是能在城市中平安行走的秩序，当前的公共秩序远未满足民众期待。他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常常忽略这些问题，从而让民粹主义有机可乘。
加内什强调，仅有丰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不仅能建设、也能保护，甚至敢于惩戒的自由主义。
他以新加坡滨海湾的案例，突出了“秩序”在促进发展和抵御民粹主义的关键作用，认为值得西方借鉴，这让我想起中国领袖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对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能维持社会秩序的赞赏。我们对秩序的强调和坚持，显然是正确的。
加内什的这篇文章很耐咀嚼，文中提到经济丰裕未必会提高选民满意度，反而可能助长民粹主义，虽然是针对西方，但也值得我们警惕。
龙应台对新加坡好感溢于言表
第三位在国庆期间关注我们的“旁观者”是台湾著名作家、曾在马英九政府担任过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她算是熟人了。
龙应台最为国人所熟悉的一件事，是于1994年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这么数落我们：“给我再高的经济增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和尊严。”《联合早报》转载这篇文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接到不少读者的投函，对她口诛笔伐。
一些国人对这件事至今还耿耿于怀，殊不知她近年来对新加坡的态度已有很大的转变。
我在本栏2023年7月29日的《国庆感怀：我们在“忧患”什么？》一文中就提到她对新加坡的正面评价：“正如到访新加坡多次的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不久前一次餐叙中说的，新加坡人似乎充满忧患意识，总是在担心国家的未来、在为长远的将来做打算，像废水的回收以及水供的长期规划、海平面上升的防患于未然等，都是明显例子。……这个城市国家，由忧患意识出发，却以加速的科技创新来做准备，最近了解到新加坡如何设想一个灾难性的未来——水资源严重不足、粮食发生全球危机等等，然后以尖端的科技研发来面对那样的未来。”
今年6月，她到新加坡参加“城市阅读节”，接受了《早报》不同平台的访问，对新加坡的好感更是溢于言表。
概括她的谈话要点：在全球右转、社会割裂、排他情绪上升的当下，新加坡在多族群相处上展现出谨慎与努力，“真的不容易”；从粮食、社会到生态，新加坡的忧患意识和治理能力值得肯定；今天她看到的是一个“变得柔软了”的新加坡，看到一个多元种族和谐相处，也可以和自然共生的城市，“看得出这个国家的用心”。
她还提及新加坡的都市规划也切实注意到生态平衡问题，比如武吉知马生态连道跨越武吉知马快速公路，连接被分割的两个自然保护区，让两座森林的动物、昆虫和鸟类穿梭自如，生态连道上种植3000多棵本土树木和灌木，扩大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基因库。她对此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这就是一种多物种正义的践行”。
龙应台和提蒂南一样，都是在相隔约30年后对新加坡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从严厉批评变成高度赞赏，毫不吝啬，但充满诚意。
他们和加内什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新加坡，从政治领导人的素质到社会秩序，从族群和谐及生态平衡到防患未然的长期规划，但都殊途同归，直指政治稳定和良好治理良性循环的核心。
旁观者清，这些生日贺礼我们不妨大方收下。有过则改，无过则勉，共勉之！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